如果有人说秦国是一个纯粹的落后农业国家，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恰当。

    经过数十年的承平发展，在秦国境内，有数量众多的手工工场、作坊，以及矿山、冶铁炉，也有引入了齐国先进机器的大工厂，以工商业规模和经济活跃度而论的话，是远远超过前明时期，这也使得非农业人口的数量非常庞大。

    如，景德镇有八万多工匠，长江上有十五万多纤夫，江浙地区和广东地区的织工皆有十余万人；岭南、夷州也有十多万的轧糖工人；各个大城市里也有无数的手工艺者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在西南地区的矿工数量，也达百万之多。

    “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佣工者不下数万人……”。

    但这些绝大部分都属于手工业者或者纯粹的苦力，没有机器，也没有机械化。

    当然，在松江、登莱、广州等地是有一些以机器生产的大工厂，不过，以秦国庞大的体量来看，数量还是显得太少。

    五十多年前，明秦换代之际，有朝堂官员目睹齐国商品和器物涌入时，还很不以为然，态度是颇为不屑的，“汉洲之物，无他，皆不过以供玩好。”

    当辛酉宫变，太后摄政后，颁布谕旨，开启革化新政，其中指出，“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犹以制器为先。”

    那个时候，各地开始小规模地从齐国引进各类“器物”，开办工厂，发展现代工业。

    由此，机器的引进打开了古老铁屋的天窗，在权力与暴力的角逐中，在自卑与自负的交替中，在失落与疯狂的煎熬下，古老的华夏神州步履蹒跚，逐步踏上一条并不那么心甘情愿的工业之路。

    不过，囿于儒家传统，也囿于见识上的局限性，在许多朝廷大员和士绅眼里，只是将“齐学”视为一门补充性的知识，而不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

    曾有大儒言及，“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因为，在历千年文化影响的神州大陆，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极大地阻碍了秦国工商业的大发展。

    《国语·晋语》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这使得历朝历代的民间商业会更多地遵从于官场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

    即使在大秦境内颇有影响力的传统商帮（徽商、晋商、陕甘商帮、棉商、盐商等）和若干财力雄厚的钱庄，以及两广、福建等地腰缠万贯的海外贸易商人，他们与齐国境内的商社和工厂主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商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其商业活动以权力租售形成的市场垄断为主，更谈不上什么技术发明和创新。

    在古老的大地上，儒家的罐子容纳了太多的东西，并且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约束力），桎梏了太多的事物。

    与欧洲西方的冒险探索精神以及汉洲大陆齐国逐渐成型的科学竞争精神所截然不同的是，华夏神州的传统更强调质朴与无为，这突出体现在部分儒家经义之中。

    诸如，“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又比如，“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所谓“无为”、“不争”、“不尚贤”，这种节制体现了传统时代的东方智慧，其本身无可指责。

    正是基于长远考虑，为王朝的稳定和久安着想，对于“挑战自然”的技术革命或多或少地会持警惕和审慎反对态度。

    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如果抛开功利色彩，很难说这种保留和保守不是一种智慧。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日中则仄，月盈则亏”，“盛极必衰，否极泰来”。

    前宋横渠先生张载的《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什么个意思呢？意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是一体的。

    劳什子蒸汽机、大铁牛，不过栽于人的利器而已，小道矣。

    传统儒家强调人的内省，要征服的是“心”而非“物”。

    纵观历史来看，中国儒家文明崇尚中道与中和，对于人类文明的垂之久远，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资源无疑是一种启示。

    齐国所宣扬的所谓工业精神，或者工业文明，并不值得夸耀和引进，只不过是他们为谋求征服洪荒、战胜野蛮、行霸道之举所带来的一个“附属品”，是给华夏文明引来的一个“扭曲”现实问题。

    在大秦太后摄政那些年，辟松江、登莱两地为“经济革新区”，还列为朝廷直隶府，施以不同于大秦经济和治理方法，引进齐国各类工业生产制造，鼓励工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

    然数十年过后，随着太后退出权力中枢，还政于乾元帝，在没有了最高执政者的支持和扶保，上述两地建立的数百上千家私人工场和作坊，也慢慢萎靡和凋零，甚至不少工场沦为官商的附属。

    有的工场缺乏资金和管理手段，经营每况愈下；有的则因为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而难以为继；还有的则被朝廷强行入股，搞成了官商合办，或者改为官督商办。

    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以官侵商，以官压商的一种手段，使得商人和工厂主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自由。

    自宋以降，不论是前明，还是短暂统治大陆的清虏，乃至现在的大秦，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除了士大夫以外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或参与其中），或者将君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达成一种彼此支撑，又彼此制约的权力平衡。

    大秦的商人阶层没有政治地位，也对政治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并不构成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商人为了生存，只能通过行贿和攀附官吏，或者将官员的权力引入进来。

    儒家道德，不仅是王朝政权的一种法律约束，也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历朝历代可以崩溃，可以灭亡，也可以被征服，但新的王朝的权力体制不会改变。

    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至于一些“器物”、一些先进工厂，更像是维系王朝统治的一块漂亮的“补丁”。

    齐国何以强盛，何以精进，何以制霸海洋，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在于施行数十年的普遍义务教育，在于朝堂内外、民间舆论对科学和制器上的关注和倚重。

    而大秦历数十年来，世之侈谈“齐法”者，却仅注于精制造、利军火、广器械，此不过抑末矣。

    太后摄政期间，曾在松江府试行五年义务教育，以齐国改良课本为范，“新学”士子为师，广招稚龄孩童，然推行不过七八年，便囿于财政乏力和生源寥寥（许多穷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帮家人做事，或者出来做童工），最后消散于无形。

    一些曾于齐国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也曾指出，“齐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儒家文化）远逊于我大秦，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赦令院及内阁，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火枪、铁路、机器，诸般事务，此其用也。而我大秦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此诚不相及矣！”

    在固有的天朝权力体制下，大秦境内一些引进了先进机器和设备的工厂，因为传统的思想和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其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投入产出相较于齐国投资设立的工厂，皆大为不如。

    非秦人不艰，实无形之手桎梏矣。

    技术源自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无中生有，而大多都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即把许多旧技术整合成一个新技术，从而产生“1+1>2”的效果。

    对于齐国这种一直都在为人力短缺而苦恼的新生国家，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哪一种机器，而是发明了一种观念，即以最节约人力——当然，后面逐步转变为节约成本--的方式产生最大生产效益。

    后世曾有学者言，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

    在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秦国，许多“有用”的科学沦为小道，效率极高的机器成为附庸，因为人“又多又便宜”，机器在某些时候，会被视为有害无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必须靠劳力来生存的状况下。

    这个时期，在秦国境内，在有识之士的主导下，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现代工业的秘密在于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和新机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短期内，会让传统劳动者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并可能威胁皇权。

    比如，在江浙地区，一些实力雄厚的棉布生产商陆续从齐国引进蒸汽机驱动的大型棉纺机和织布机，虽然提高了生产率，面对齐国所产棉布也更加具有碾压性成本优势，但它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招致各方反对，甚至不乏有被裁汰的工人闹事，破坏机器的事件发生。

    若非，地方官府和商人通过移民牙人的途径，将大量生活无着落的织工弄到外来移民船上，打开了一个“泄阀口”，怕是会惹出更多的民乱。

    茶叶，向来为大秦主要出口商品，但却一直维持在繁重的家庭与手工状态，而未能发展为规模经营和机器大生产。若干年前，曾有好事的齐国商人寻得此商机，将汉洲本土制造的几架揉茶机弄了进来，以期卖出一个好价钱。

    但秦国境内的众多茶商却因为担心引起揉茶工人的骚动而未敢投入使用，让准备大发一笔的齐国人愕然不已。

    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南众多商人联合齐国江南商社共同投资，准备修建苏松铁路（上海-吴县）。却不料，引发巨大争议，曾有无数马车夫驾驶车辆冲入铁路工地，阻碍施工，唯恐担心铁路通车后，会影响自己的生计。

    乾元三十五年（1717年），大秦内阁于工部下设立织布局时，帝曰“十年内只准国人商贾附股搭办，不予另行招股设厂。”

    “恐机器一行，失业则多，无从安置”。

    礼部尚书樊伯思曾有奏章言及，“我大秦自强之道，与齐国相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大秦以民生为国本；齐国之自强在经商，大秦之自强在爱民。齐国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招募国中百姓以补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数繁，故则少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明末大乱，滋生无数游民，群起蜂拥，最终覆灭了大明朝廷，使清虏趁虚而入，神州腥臊。

    大秦当以戒之。

    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乡村郊野，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皆可视为“游民”。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潜意识里，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渴望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在古老封建王朝中，所谓“游民”，很大程度上是失地农人，或者农业社会的剩余人口。

    齐国就没有产生“游民”吗？

    自然是有的，但“游民”尚未游动，便多被政府强行给塞至海外领地，为王前驱，去开拓更多的民族生存空间。

    而在儒家文化包裹下的大秦王朝，最为关注的永远是皇权的巩固，王朝的稳定，以及体制的固定。

    “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民风不再，且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叹之，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意识之基。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古老华夏之民，也概莫例外，未能免俗。

    司马迁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观历朝历代，凡统治者无不极力打压商贾之势力，重农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矣”。

    因太后薨逝，举国而丧，艳舫上那名扬州大盐商正在为不能带走看中的娇俏“瘦马”，尚在郁积于胸之时，却又从户部盐政司收到了一个让他沮丧至极的消息。

    为太后治丧，国用不足，协资巨万，以为皇家尽忠！

    尔等商贾，速速打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