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之前所说，赵匡胤在还没有享受通透灭亡后蜀的快感之际，蜀地暴乱的痛苦体验便已然侵入。

    前面我们有提到，在此次出征之前，赵匡胤为了帮助主将压服将士并杜绝肆意劫掠的恶行，特意超出原则的授予了王全斌、刘光义等一项特权：

    凡克城寨，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

    然而，只有东路军在监军曹彬的强力制之下，较好地执行了这一政策，避免了士卒大肆劫掠。

    但伐蜀的主力北路军则完全没有执行赵匡胤的精神，主帅王全斌在军事上尽管表现优异，但在部队管理上完全是失责失位。

    先是在前期，每逢皇帝诏书传来，王全斌必定与诸将商议如何执行老板精神，但结果就是意见不一致，虽小事亦不能即决。

    此时已可以看出王全斌因为资历浅、威望低而对部队管控不力的弊端，随着伐蜀即将胜利，情况越发糟糕。

    赵匡胤考虑到蜀地自立多年，为了彻底杜绝割据势力产生的土壤，他特意使用了几项特殊政策，作为平定蜀地的后续办法：

    一是“诏伪蜀文武官并遣赴阙”，灭亡敌国后将其原来中央的文武官员全部带回京城重新任命，这是五代以来战胜国的通用手段，但这次赵匡胤针对后蜀，除了中央官员之外，连州一级行政长官也一并打包带到开封，这就是特殊政策了。

    二是诏发蜀兵赴阙，所有后蜀的投降士兵也要带回京城，经过裁剪选拔，该留用的留用、该分流的分流，这些蜀兵背后都带着一个个的家庭，赵匡胤此举也是要彻底断了蜀地再生军事力量的基础。

    此政策唯独对后蜀使用过。把后蜀的整个官僚系统和军事力量瓦解以后，谁来填补空缺呢？

    军事上暂时不用担心，禁军还在蜀地没有撤回，官僚系统则统一由中央派出，这原来也是实行已久的老办法，但这次赵匡胤对后蜀进行了专门区分。

    他规定：令文武官任川、峡职事者，不得以族行，元从及仆使以自随者，具姓名报枢密院给券。

    甭管是赴蜀担任州一级还是其他更高级的干部，一律从严控制幕僚随从班子，防止出现一朝赴任便自成组织、尾大不掉的隐患。

    赵匡胤这几条办法本意是彻底打掉后蜀残存力量的影响、并制约新派出的官僚做大，但对王全斌等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慑。

    当年邓艾灭蜀、大肆分封、以蜀地土皇帝自居的阴霾开始袭上王全斌心头，有资料称，王全斌为了打消老板顾虑，曾奏请要求回京，但不被允许。

    心恐之下，本就对管控部队颇感为难的王全斌索性来了个“大撒把”，再也不理会士卒劫掠的行为，而是：

    与崔彦进、王仁赡等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

    针对这个情况，赵匡胤本来是留了后手的。

    他在出征伊始就派出了经过“巡检荆南”考验的枢密副使王仁赡担任王全斌北路军的都监，就是为了全程确保军纪严明、蜀地安宁。

    然而，曾经立过大功、资历很浅就被擢拔至高位的王仁赡，竟然也没有抵抗住蜀地的诱惑，他非但没有严格监督执纪，反而是带头违纪。

    灭蜀后，王仁赡以军资被焚毁为由，敲诈勒索原后蜀侍中、节度使李廷珪，李廷珪经人点播，利用王仁赡好色的缺点，从亲戚家中寻觅了4名绝色妓女（李廷珪本人素来简朴清贫，家中从不豢养女妓）、连同巨额金帛送给了王仁赡，这才得以免罪。

    北路军的领导班子，主将王全斌先是不敢管、后来索性不管，副将崔彦进随大流，都监王仁赡带头劫掠，在这仿若“五子登科”一样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宋朝军队的军纪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赵匡胤对王全斌等人的行为并非后知后觉，由于大军征伐期间一直都有使者往来开封与蜀地通报情况，赵匡胤在有限的报告里便第一时间敏锐地察觉到了蜀地存在的巨大隐患。

    他果断的放弃了依靠前方领导班子自身去浊涤清、安定蜀地的幻想，马上派出了新的督导干部：

    在965年一月后蜀刚刚投降不久，赵匡胤就任命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今四川绵阳市三台县）。

    二月，吕余庆、冯瓒就已到蜀地赴任。

    吕、冯两个人，一个是刚刚任命不久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一个是非皇帝亲信不得任的军机核心岗位、枢密直学士，赵匡胤派出的新督导班子不可谓位不高、威不重，两人也确实在刚一到任就发挥作用：

    吕余庆到了成都后，第一时间就公开处死了在大街上喝醉酒、公开持刀抢劫商人钱财的军校，经过雷霆手段，总算是稍稍安定了因王全斌放任而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成都街头乱象。

    冯瓒到了梓州不过数日，就出现了原后蜀军官聚集亡命徒3000余人、并裹挟民众数万，乘夜攻打州城的险况。

    好在冯瓒遇事冷静、处置得当，第一时间擒杀了贼首并招降叛兵千余人，稳定了局面。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恶因已经早早种下之后，吕余庆、冯瓒等所作所为也不过是推迟矛盾爆发的时间而已，该来的迟早会来。

    早先赵匡胤安排后蜀军士奔赴开封时，一并规定由中央拨款按每人10贯钱的标准发放搬家费，但就这么点可怜的费用竟然还被王全斌等人擅自截取扣留。

    非但如此，待到后蜀军士点齐家当、集结完毕后，宋军便直接就地抢掠，连狡兔三窟的步骤都省了，此时后蜀的军士已经人人思乱了。

    蜀兵正式上路以后，因为宋军士卒都愿意留在城镇吃喝享乐赚黑钱，所以王全斌等人也没有安排足够的人手随行监视蜀军，相当于后蜀的降兵在极少数宋军的护送下，沿途每经一地便由当地派出二线部队接力承担护送任务。

    走到绵州（今四川绵阳）时，蜀兵发现城中宋军只有数百人、其余全是后蜀降卒，于是暴乱开始，这些人劫掠了武库之后，占据了州城，正是拉起反叛旗帜。

    正巧此时，后蜀原来的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也按照规定携带家眷前往开封，恰好经过绵州。

    全师雄担心被叛兵殃及裹挟，所以安顿好了家人后自己藏匿了起来。

    谁料最后仍然被叛兵找到，由于全师雄素有威望，所以这伙叛兵便推举全师雄为起义军首领。

    由此可见，全师雄此时的境遇和黎元洪差不多。

    绵州叛乱后，贼众迅速扩展到10余万人。然而此时王全斌却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仅派出了马军都监米光绪带领700骑兵前往招抚。

    但事情总是出乎意料，相比700这个滑稽的数字，执行此次重要任务的带头人米光绪更是一个十足的棒槌。

    他到了绵州之后，非但没有耐心细致的派人联络安抚全师雄，反而是武断的抓获了全师雄家人，在将全的家财侵吞、女儿霸占后，杀掉了其余所有人。

    如此一来叛乱彻底失控，本来还一心想当大宋良民、身不由己却仍有转圜的全师雄彻底的倒向叛乱。

    叛军在绵州附近首战败北后，迅速转攻彭州（今四川彭州市），并在此处取得了突破。

    叛军打败了驻守的宋军，占据了彭州，这一仗带来的后果是巨大的，一时之间，成都所属的十个县全部起兵响应全师雄所部。

    全师雄正式搭起草台班子：

    自号兴蜀大王，开幕府，置僚属，署节度使二十余人，令分据灌口、导江、郫、新繁、青城等县。

    此时王全斌才感到事态严重，他先是命令北路军副将崔彦进亲自领兵征讨，但因为贼兵势大、且通事舍人田钦祚内斗掣肘（记住田钦祚这个人，他的一生就是坑害同僚的一生，后续我们还会介绍到他的卑劣故事），崔彦进战败。

    眼看北路军战败，王全斌又令东路军将领张廷翰领兵再次征讨，结果又败。

    入蜀以来，宋朝北、东两路军队未尝一败就灭亡了后蜀，岂料间隔不到两月就接连败北散乱的后蜀叛军。

    宋军士气大挫之余，叛军日盛，全师雄分兵驻守绵州、汉州（今四川广汉），北边派兵阻断剑阁（剑门关），南边沿沱江扎下营寨，扬言要进取成都，恢复蜀地。

    蜀中军民进一步沸腾：

    自是邛、蜀、眉、陵、简、雅、嘉、东川、果、遂、渝、合、资、昌、普、戎、荣十七州并随师雄为乱，蜀地与开封的联系彻底中断。

    以王全斌为首的宋朝西蜀地区军政领导班子此时开始真切的感到害怕，然而他们的第一反应竟不是思索如何扭转成都附近的局势，却把目光投向了成都城内：

    原因在于此时城中尚有蜀兵将近3万人屯驻在城南校场，这些人本来是要奔赴开封却因叛乱暂时留下。

    无辜而可怜的他们此时在王全斌等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隐患，急于除之以绝后患。

    关于这3万人的处置中，宋朝在成都的领导层起先也存在争议：

    北路军马军都监康延泽建议释放掉其中老弱病残的7000人，并派出军队护送（押解）剩下的2万余人自川东（重庆）走水路，先到江陵再回开封（这条路线也是蜀主孟昶等皇室赶赴开封的路线），东路军的都监曹彬也不同意杀降卒。

    但在王全斌等的坚持下，最后竟然是以投票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杀降卒的决定，曹彬孤掌难鸣，不得已最后投了弃权票。

    蜀军降卒27000人被尽数杀害于夹城中。（夹城，指两侧筑有高墙的通道）

    由于太过伤天害理，这次的杀降卒事件也成为后来赵匡胤对蜀地班子成员赏罚功过的重要依据。

    杀降后，王全斌等开始聚焦平叛，面对巨大的危机，此前陷入享乐劫掠的宋军也在主帅的带领下，重新打起精神、恢复战力。

    先是刘光义、曹彬领兵在新繁（原四川新繁县，后撤县并入今成都市新都区）击败全师雄，生擒万余人。全师雄败退到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后，王全斌、王仁赡又率兵破之，全师雄迫不得已，退守灌口寨（今四川都江堰市），妄图凭借背后的龙门山脉打游击。

    王全斌在正面交战之余，也终于开始重视战场之外的政治工作。

    他奏请开封，将后蜀的降军感化、耀武等军并为虎捷军。这里的感化、耀武、虎捷都是军队的番号，类似于后来的美军101骑兵师、国民党军五大主力，解放军的万岁38军、铁军54军等等。

    宋代军队哪怕是禁军也分为三六九等，自赵匡胤时期，禁军便有4大王派主力，其中殿前司2个、侍卫司马军、步军各1个，而虎捷军就是侍卫步军的头号王牌。

    王全斌这次奏请，把投降的后蜀杂牌军授予和侍卫步军头号主力相同的番号，也是为了统战的需要。

    尽管位于成都的宋军上下幡然醒悟、协同用力，但仍不能杜绝其他地区的拉胯表现。

    由于远离成都的领导集体，其他州郡的宋军领导未能真切体会到压力传导，仍然存在官僚主义、鱼肉当地的现象。

    因此，嘉州（今四川乐山）、普州（今四川省安岳、遂宁、乐至三县及重庆市潼南县部分地区）、果州（今四川南充）、遂州（今四川遂宁）等地相继发生投降的后蜀军校领兵夺城反叛事件，有些地方甚至经历了叛乱被平、平后复叛的多次反复。

    面对这样的形势，蜀中的宋军就像打地鼠一样，不得已不停地从成都派兵平定各地叛乱，这也是为什么全师雄统领的叛军主力在早早就被封锁至龙门山区之后，宋军仍在将近两年之后才完全平定蜀地叛乱，非敌人强大，实在是自己人不得人心、反叛风波此起彼伏而已。

    当然这其中，宋军也有人表现十分优异、令人称赞。

    先前反对杀降的北路军马军都监康延泽，授命为普州刺史。上任前他要求王全斌派兵保护其赴任，然而兵力上捉襟见肘的王全斌才给他派了几百人。

    康延泽就靠这几百人，沿途召集亡叛，一边行军、一边练兵、一边打仗，最后滚雪球将军队撑到了数千人规模，然后凭着这点兵力，屡次击败当地数万人的叛军，最后招降其众、收复州城，康延泽也因此被赵匡胤授予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之兼职，得到了嘉奖重用。

    966年一月，赵匡胤决定向四川增兵，以迅速解决叛乱。他以客省使丁德裕为西川都巡检使，领兵数千人赴西川。

    六月，王全斌在灌口寨（今四川都江堰）击败全师雄，擒俘虏2000人，全师雄率残部推往金堂（今四川金堂县）。

    闰八月，王全斌打败叛贼首领吕翰，收复雅州（今四川雅安），吕翰败退至黎州（今四川汉源县西北），后被部下所杀。

    十二月，全师雄病死于金堂，残存的叛军推举谢行本为主，并以罗七君辅佐。

    康彦泽再次立功，先是击破谢行本，然后擒获罗七君。至此，蜀地叛军的指挥中枢被一网打尽，钦差大臣丁德裕与王全斌一道，分头派兵招抚残存的各地叛军。

    终于，蜀地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