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自刎于汶水东，本自有功褒和抚恤，但这事却被济北国上下给有意忽略了。

    当时刘延的媳妇曾哭诉找刘延的上司周凤，问为何别家的抚恤都下来了，而他们家没。

    汶水之战后，周凤部伍尽丧，就带着自己小舅子和三个扈兵回了蛇丘。本来他已经坐家待罪，但为了给自己爱将讨个公道，他找到了署吏，问其中缘由。

    那署吏也没藏着掖着，而是直接讲了原因，其实也不复杂，那就是上面有意想让刘延承担起汶水溃退的罪责。

    这次逃出升天的百多济北国兵基本都是中军的士吏，他们对刘延颇有微词，因为他们觉得这次撤退变成溃退就是因为负责殿后的刘延部失职，没能将贼军挡住，使得贼军直接突入到码头。

    近七百多弟兄就这样蹈死赴汶水，连汶水都为之断流，真是惨啊。你刘延难道不需要对溺死的弟兄们负责吗？

    是，贼兵势大，殿后的刘延部也尽忠了，甚至刘延本人也自刎当场，不可谓不尽忠。但事情不是说只要努力就行的，要的是完成。溺死汶水的军卒们难道会因为你刘延一句“尽力了”就安息吗？

    当时听到这番话的周凤气得浑身发抖，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些腌臜胥吏会这般无耻，让英雄留血还要让英雄家属流泪。当时周凤就大闹了府衙，但此时部伍丧尽的周凤，可谓落难的凤凰，连草鸡都不如。那些胥吏根本没惯着周凤，直接将其打了一顿，撵出了署衙。

    要知道周凤可是国家的经制校尉，而这些署吏竟然敢打他，可谓胆大包天。但再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只因为这蛇丘真正做主的就是这帮豪强胥吏。

    自前汉行秦法，历代太守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平抑地方豪强。

    豪强之属有三类，一个就是七国贵胃后裔，这些人在秦时并未被消灭，秦乱后或结砦自守或依附群雄。等刘邦定天下后，这些人一跃成了地方最势力人家。

    豪强第二类就是前汉的军功侯。刘邦是个及其大方的人，为其打天下的，有一百三四十人封列侯，享受食邑。这些人基本落户在了自己的封地，成了地方上的势力人家。虽然这批人后面都几乎被除国，但势力依旧在各地方留下了。

    而最后一种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天下初定，刘邦就为自己四十万将士分了田宅，这些人是最早一批自耕农。后来历代官府都不断迁徙流民开垦田土，几次大规模赐予田土，这都是王朝初期的进取表现。

    但自耕农的效率是顶不住强宗大族的集体生产的。所以只要天下承平，这些强宗大族就会迅速依靠其人多势众、生产发达迅速崛起。尤其是前汉前三十年又行黄老之学，不干预地方，使得这种趋势更加快速。

    所以自前汉武帝后，汉家太守就开始打击这些豪强，其中任用酷吏、刺史，甚至颁布《迁茂陵令》，史载“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实行“徙陵”制度，将各地豪强迁移故地，使之不能继续发展壮大。所以汉代五陵年少皆是豪势子弟。

    但这种方式不过是扬汤止沸，豪家兴起的趋势跟本扭转不了，等孝元后，更是直接放弃了徙陵制度。但不论怎么说，前汉在整体上是抑豪强的政策路线，但到了本朝以后，这个政策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从抑制豪强变成了依赖豪强。

    这一方面是新莽末年，各豪族纷纷聚众自保，他们以保护乡里的名号，将宗族、宾客、乡众聚拢，以坞壁的形式稳定地方。换句话说，汉家掌控了城市，而豪势掌握了乡野。

    虽然后汉以后，尤其是光武一朝出了不少酷吏，依旧秉持汉家传统、抑豪家，比如光武有个酷吏叫李章，其家五世二千石，修的《严氏春秋》，后为光武拜阳平令。而当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有清河大姓赵纲就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而李章到任后，直接设飨会招待赵纲。这姓赵的土豪赴宴的时候，带文剑、被羽衣，率士百余人，煊赫无两。但后来怎么样呢？在宴会的时候，李章剑斩赵纲，其党羽也被一网打尽。

    但以后像李章这样的酷吏就很少了。因为酷吏的下场往往都不好，不是被免职就是被发配。所以后面的主官到任后就开始走你好我我好大家好的和气路线，后来更是直接辟豪势子弟作为署吏。

    自此汉家权柄下沉到了豪势子弟手中，而辟举的主官又往往是纯儒，只通读经典，而不熟庶务。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钱谷诉讼一无所知。

    可以说地方上的这些豪势署吏才是真正有权柄的人，而且他们还世代把持，用联姻的方式，结合成一个根深蒂固的网络。可以说流水的主官、铁打的署吏。

    开始还有一些太守有心振作，但在事权归于豪势之家的情况下，不论他们做什么最后都会是失败。

    简单为例，济北国曾有一任相国曾经靠沿济水开辟一条渠道，用来灌既农田。本来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但事情坏就坏在，当时的太守是一个抑制豪强的古法派，豪强们就将这件事给搅黄了。

    如何做的呢？因为他们把持乡野舆论，所以当济北国相的属吏下乡来勘察济水沿岸的田野，这些豪强就和乡民们说这些属吏是来勘察各家田土用水的，后面他们要修陂塘，就从这济水引水，到时候你们各家的水就会被夺。

    后面那下乡的属吏住宿农家时，就被激奋的乡民给烧死了。

    这只是一例，还有更多的手法。比如上面说要征多少民修水道，那这些豪强就会十倍征下面。总之，只要不顺着这些豪吏，那不管什么政策，他们都能搞得民怨沸腾，让政策执行不下去。

    由是，本朝官场已经形成了“以吏为师”的风气，主官中昧者以胥吏为耳目，怠者以胥吏为精神，贪者以胥吏为鹰犬。而自己只枯坐衙斋，空谈玄理。

    而有了汉庭权柄的豪势们，就再不能制了，残民害民不过寻常。上至公府省寺，郡县各署，下至乡亭、仓场、库务之吏，只要涉及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利，莫不百倍盘剥。

    所以便是周凤被这些豪滑吏打了，那也是没处申诉的。等他鼻青脸肿的回家，又听说刘延的妻子不堪滑吏催逼已经上吊自杀了，周凤直接喷了一口血，再无精神，病倒在家。

    周凤怎么也想不通，国家多难，不应该思良将、用良将吗？怎么却用他们如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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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郡，博县。

    自张冲击败了泰山郡南县的五百骑、泗水东岸的四千鲁国兵，汶水东岸的四千济北国兵，泰山军在泰山一片真正站稳了。这当中，泰山军张冲一系列的安民、赈灾、招徕灾民生产的行动，也让很多不满汉庭者看到了泰山军的潜力，纷纷入军投靠。

    其中张冲入博县后，本地有位儒生自荐，他是党人子弟，家中长辈都属于党人中的反汉派，本来他们已经打算流亡山野，与野人为伍，但泰山军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可能。

    这位毛遂自荐的叫陶暗，家习《易》经，其见张冲说的第一句就是：

    “将军龙质凤姿，非常人也，我辈今有主矣。”

    其向张冲献言：“方今天下，汉室无德，山河崩裂就在旦夕。到时四海鼎沸，豪杰并争，而青兖四战之地实非英雄用武之地，愿将军能效高祖之法，驱兵西向，过武关而入关中，到时候不幸女子，不抢玉帛，收关西士马，深固根本，一旦东方有变，即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张冲大喜，因为这陶暗是第一个向他献势力整体战略的谋士，可以这么说，凡是能筹划这种天下大势的谋士都有成为谋主的潜质。就如诸葛亮向刘备献《隆中对》、鲁肃向孙权献《榻上策》，都是一等一的大战略家。

    而且陶暗还非常有创建，就是他并不局限张冲现在的势力范围，而是放眼天下，指出天下最能成功的地方就是关中。它左揽并州山河、右收益州饶富。再兼以西州士马，一旦东出，天下谁能可当。

    张冲其实也一直思考未来的战略，随着他对汉庭连战连胜，极大的鼓励了太平道的起义热情，就他最近收到的书信，不仅青州等郡国的渠帅书信与他，建攻守同盟。就连颍川、汝南的太平道都派人来，想送一批教中的精英来泰山军，好学习一下战阵之术，为后面的起事培养军事骨干。

    所以张冲已经预料到太平道的大起义就在眼前，但可惜张冲觉得这事并不乐观。因为太平道整体实力和汉庭差距还是太大了，而且各方还自行其是，不能进行整合。就这种状态，怎么可能打得赢汉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