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诸葛珪真是个人才，果然是姓诸葛的。”

    此时，邺城泰山军幕府的净室内张冲伸了一下懒腰如此道。

    即便坐着阅览了一天，张冲的脸上都不见丝毫疲惫，充沛的体力不仅仅让他在战场上十荡十决，在政务处理上更是宛如超人。

    诸葛珪提供上来的这份田土调查非常管用，让张冲一下对汉室的土地和赋税情况有了清醒的认识。

    这种顶层观察也只有诸葛珪这种体制内的官吏才有机会窥见全貌，即便是张冲都是不及的，他虽然来自后世对各种趋势变化有清晰的认识，但到底原阶级太低，缺乏对大汉完整的认识。

    而诸葛珪的这份田土调查就弥补了张冲的一环。

    先说这土地公私。最早的土地是没有私有这么一说的，所有都属于氏族和公社，按井田来生产。

    之后生产力发展，井田崩溃，自战国变法以来，各国都陆续开始走向授田制。这是土地公有制度向私有转化的一个重要转变。从此编户齐民、按户授田、每户授田百亩。

    虽然民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却也出现了相应的经济义务，就如当年周天子为诸侯分封授土，诸侯们对天子有义务是一样的。

    这类义务包括顷入刍三石、稾二石，也就是说每一户都要交刍草三石，粟禾两石。当然这是一个缴纳标准，不是每户都固定交这个。

    这些都是张冲知道的，但有一点诸葛珪在报告中写出的就很让张冲重视了。

    其中有一条是说，实际上当年授田土地还是国家的，当时授田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有军工者，一种是氏族。换句话说，庸佃还是庸佃，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能从国家那里获得过土地。

    而土地一旦被授予下去就是有授无还的。所以军功和豪强们一旦获得土地并长期占有，就必然成为私有。之后就是父老子继，代代相传。

    至于像春秋时期那样执行严格的还受，公社重新定期分配的事就再没发生过。

    看到这则记录，张冲马上就联想到了之前他和祭孙讨论的，就是泰山地区已经分配了土地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要不要再分配。

    从这里，原来当年春秋时期，土地属于公社的情况下，也是有定期重新分配的情况在的。

    但后来这一政策为何结束了呢？张冲心里留下了问号，然后继续看。

    土地政策到了前汉高祖时期又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谁能将荒田草田开垦为耕地，谁就拥有了耕地的所有权。这是因为秦汉之乱，天下疲敝，为了鼓励生产恢复税收国家不得已做出的妥协。

    而且为了安民众心，还大力名田，制定法律来保护这些开垦出的耕地和宅基所有权。想尽办法让民众们能将土地传下去。甚至出现，即便一家绝户了，主家的妻子、赘婿、奴婢都有权继承。

    自此土地私有化直接向前走了一大步。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依然和原先的穷苦们没关系。因为这些人是没可能开垦出荒田来的，只有有产之家才能有资源开垦出荒地纳为己有。

    而一旦这个轮子开始转动，那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但越来越属于少部分人，大量的黔首因为无力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地，只能卖力到豪强之家做了佃户。

    张冲看到这里，终于理解，为何汉代不过前后四百年，竟然经历两次大乱，就是这一政策闹的。

    以张冲后世的理解来看，这就是豪强们以手上的资源拉了巨大的杠杆。他们只要提供第一年开垦的资源，然后就世代可以占据这片田土，这个过程的劳作全部由庸佃们承担，豪强们坐享其成就行。

    而这种杠杆是可以传递的，就是一些胆子大的，完全可以每年都开荒，只要维持出基本的资源流转，一直到没有荒地可开为止。

    好家伙，这不就是后来韩国的全租房嘛，厉害。

    以张冲的理解，这项政策在开始是有效的，毕竟汉初那会基本没有人地矛盾。但有地的总是部分豪强，广大黔首还是只能沦为耕庸，不过那时候还是有不少授田制下的自耕农的，但后来文帝时期又开始不抑兼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于是，土地兼并如浪潮，一浪接一浪，直到高潮。之后一直到了新莽时期，国家曾尝试将土地收回国有，但奈何斗争失败。等到本朝，依旧如此，要不是两汉之间，民多死，使得土地荒了下来，可能本朝都撑不到现在。

    以张冲来看现在的豪强们那就是直比王侯，以他邺城清查的审氏的田土来说，占接近千顷，富过王侯，而贫者是真的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看到这些材料，张冲再一次警惕着土地的流转和时代的兴衰，这个土地必然是要收回国有的。不是说当年王莽失败了，就好像豪强占有土地就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个事又不能现在干。

    他现在要先将豪强的土地分给贫苦，然后等得了天下后再进行合作社，将土地再收回国家所有，这好似是不咋地道。

    但这确实是保护了大多数人，能让他们永远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他们只要努力，就能从土地上获得收获，除了缴纳给国家外，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那时候土地也就成了工具，每个人都能靠血汗吃到自己的一口食。当然，那些妄想通过兼并，做大做强，要做人上人的。可能就没了机会了。

    毕竟，在张冲规划的世界里，不劳动者不得食。

    灯火中，张冲还在看，对未来的路线也越来越清晰。

    一灯烛火，照亮天际。

    ……

    新的一年，光和元年，洛阳的朝廷自然要有所动作。

    在大将军何进倡议，三公廷议，众卿将从命，东面的洛阳朝廷决定发起西征，彻底打垮伪帝。

    所谓师出必有名，所以在发动西征之前，洛阳朝廷写了一封檄书，也是一份最后的通牒。

    全篇除了开头用了敬称，然后全篇都是严厉，斥则伪帝刘宏持国二十年，天下民不聊生，上不能安社稷，下不能定黎庶，这是天厌之。于是有他们这些义士豪杰挺身而出，诛残暴，行正道。

    除了这些后，他们还特意指出了一事，那就是你刘宏作为汉室之主，竟然身屈蛮夷西州，已经失去了天下主的威望。

    洛阳朝廷对刘宏的指责，实际上是非常锐利的。那就是中国华夷正统观念，讲的是入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而洛阳处中国之中，王者之所。而你刘宏在的西州，是蛮夷之地，所以你也是蛮夷了。

    这里洛阳指责的西州，是具有强烈道德鄙视意义的词汇。

    古代中国的领土观是一种天下观念，即先有一个天下之中，然后不断向外辐射。

    如商时期四方与中央。中央就是商人的中土，乃王族所居。再外围就是外服，包括东土、北土、西土、南土，皆为商人诸侯领地。再往外，那就是四方异族诸侯，如当年周人就是西方诸侯。

    这一天下结构中，越往外文明程度就越低，就越不被视为自己人。这也是所谓的“内京师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天下模式。

    而汉代虽然是大一统王朝，但这种内外结构依然继承了商周模式。其最中自然就是三辅、三河。再外围就是东州、西州、北州、南州，这里行郡县制，中央控制力较强，拱卫京师，是“诸夏”世界，属于化内之地。

    这里的西州就是雍凉益，也就是所谓的关西。现在你刘宏作为天下主弃国去了西州，那就已经不是天下之主了，而是蛮夷。

    为何去了西州就成了蛮夷了呢？西州不也是大汉的郡县吗？

    说到这，实际上东面的世豪们是在说一个横亘在本朝近百年的大事。也是为何他们关东人将关西当成蛮夷的原因了。

    那就是西州的羌乱。

    羌人也是古民族一员，曾与华夏先民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有不少族裔随着周人一起入主中原，成了华夏的一员，但其主体依旧生活在西州广大所在。

    其中主要分布在河湟谷地，既牧也耕，种落繁炽，不相统属，经常互相劫掠攻杀，多有仇怨。

    本来羌人生活在此地区也是好好的，但汉人出了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他为了北伐匈奴，就出兵西进隔绝羌胡和匈奴的联系，顺便找到更西面的月氏，邀其一起夹击匈奴。

    至此，汉人开始正式进入西州的羌中一带。

    羌中有三个羌人的主要聚集地，分别为河湟谷地、西海盐池、以及大河上游的大小榆谷地区。

    这些地区，牛马成群，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肥沃之所。

    但汉人来此不是图这些的，是来阻遏羌人和匈奴的连合的。

    而当时北方匈奴和西边羌人要联系，一个就是从河南地渡大河到令居，然后再沿着大河向西进入湟水流域。

    一个就是进入河西走廊，通过祁连山的几个山口峡谷进入羌人地区。

    所以武帝在夺得河南地后，就筑了令居塞切断了羌胡交通的第一条通道，接着又经营河西，修筑居延塞，切断了第二条通道。

    此后汉人就在西州落脚了下来。

    但作为入侵者，汉人必然受到土着的羌人的联合进攻。此后数次攻击西州的汉人，但在几次大败后，开始接受了汉人的管辖，为汉守塞，甚至服从汉室的征调，参与到其他地区的平叛中。

    但彼此的汉人唯我独尊，并不在乎羌人的死活，驻扎在西州的吏民往往贪暴，侵盗羌人的畜产妻子。

    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前汉时，宣帝年间，羌人又一次大规模反叛，而这一次反叛又毫无例外被镇压了，当时平叛将就是汉之赵充国。

    赵充国以屯田来平羌，继续以威服的手段治理羌人问题。但实际上，汉人在河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填边，再次侵夺了羌人的生存空间，所以矛盾没有变小反而更加扩大了。

    之后，元帝时期，羌人果然再叛，虽然再次被镇压，但也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前汉时期的羌人问题还在可控的，因为此时前汉的实力犹在，所以即便羌人数次作乱，仍然能四夷宾服，边塞无事。

    既然武斗不成功，羌人的命运自然也好不到哪。之后一直到本朝初年，羌人为奴为婢者不知凡几，劳徒当差卖血更是比比皆是。

    这里面归根就是世人的夷狄观。

    汉人将夷人比作禽兽，而且随着汉人越发强大，这种优越感就越强。越是内迁的夷人，其生存境遇就越惨。

    当时南匈奴和羌人同样内附的，但因为汉室需要南匈奴守卫北疆，所以大体保留了南匈奴的部落，所以即便依然受汉室监控和征召，但生活状况无疑好的多了。

    但羌人呢？一没有这种组织能力，二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于是将之盘剥扒皮抽髓，怨毒之气塞于西州。

    这种仇怨一直就到了本朝立国。

    光武立国到后面的明、章、和时期，汉室的外部威胁是北匈奴，之后又是西域反叛，总之战事连年。

    这个过程中，自然对羌人尤为盘剥，不仅赋税重，还要卖血上战场。如此也就算了，汉人还不把这些人当人看。

    明帝时期烧何羌有个人犯了事，当地汉吏长官直接诛杀了这个部落六七百人，可见之酷烈。后面什么某地县尉设宴伏杀数百人呀，又因为其他什么事又杀了羌人数百呀。

    总之，这类事层出不穷，简直就将羌人当成随意屠宰的牲口。

    但孰不知即便真的是牲口也会有反抗的，又何况是有手有脚的人呢？

    恶果很快就到。

    章帝时期，西州某县吏掠夺羌人妇。这已经是西州官吏们的常态了，但这一次这个县吏遇到狠茬了，他抢了人媳妇，转头就被人家丈夫给杀了。

    羌人杀汉人，还杀了汉吏那还得了？必然要报复！

    所以地方长官就带兵去其部落，准备也杀个几百人来陪葬。而那个部落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而一击。而这一次作乱就是一个导火索，引燃了羌人百年的叛乱。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羌人能战吗？这又和关东人厌恶关西人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