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三七章 七司九曹十二所
将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这两个心腹之患请出大坂后,照理说,秀保总算是可以静下心来处理政务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经历此番大战,秀保已然开始在日本慢慢确立起了统治地位。在军事上,秀保依靠自身实力和安插在各地的盟友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在政治上,他以秀赖后见的名义把持着丰臣政权的中枢,也是不可撼动;在经济上,他凭借庞大的石高和对勘合贸易的垄断,已经将丰臣宗家和其他大名远远甩在身后。
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坂内外还是时不时地传出一些杂音,这主要还是在于秀保彻底废除了大老奉行制度。事实上,秀保当初和前田利政、宇喜多秀家、浅野长政说的比较模糊,只是明确废除了大老奉行联席会议,但还是保留了上述三人大老、奉行的职务,一定意义上仍让大老奉行制度苟存下去。但随着形势对秀保逐渐有利,且为了排除宇喜多秀家这个“不确定因素”对自己的威胁,他心中一横,索性彻底废除了这个延续了近三年的制度。取而代之地,是秀保和家臣精心炮制的“七司九曹十二所制”。
回溯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乃至丰臣政权的发展历程,对最高掌权者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其初期最为依仗和信赖的力量:源赖朝的妻族北条氏以“执权”之职总揽幕府大权;为足利尊氏建立幕府立下赫赫大功的“三管四职”却以“应仁之乱”为室町幕府敲响了丧钟;丰臣秀吉在世时低眉顺眼、恭恭敬敬的大老奉行们,转眼间就成了吃人的猛虎,将丰臣氏的天下撕个粉碎。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秀保必须制定出一个全然不同以往的崭新制度。
“可以有权,但不能专权。”席间藤堂高虎的一句话点醒了秀保:如今形势大好,为何不效仿大洋彼岸的大明,一举强化中央集权呢?经过多个昼夜的商讨谋划,参考历史上中日两国的发展历程,结合日本当前实际,秀保最终一锤定音,“七司九曹制”应运而生。
七司,作为丰臣政权名义上最高的行政机构,源于五奉行职能的分解细化,由强力大名居住伏见担任最高长官“司判”,主要包括以下七部分:
武卫司:丰臣政权的最高军事机关,负责全国范围内军队的征调;
布政司:丰臣政权的最高民政机关,负责全国范围内的民政事务,最主要的是各地代官的任免,大名家中家老变动的批准,以及后续即将推进的科举诸事宜;
都察司:丰臣政权的最高司法机关,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
度支司:掌管全国土地、赋税、俸禄、粮饷、财政收支;
秉礼司:掌管寺社祭祀、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负责与皇室对接;
营缮司:掌管全国工程事务,各地城池修缮普请皆需按规定向其报请批准;
勘合司:掌管海外贸易,由秀保直接委派大名兼任。
九曹,作为秀保直属的政策执行传达机构,类似汉代丞相府中的曹属,直接听命于秀保,负责将七司的决策和建议递交给秀保进行最终决断,拥有对七司政策的指导权和建议权,多由秀保谱代家臣担任最高长官“曹掾”。虽说名义上只是秀保的私人机构,但实则成为压制和削弱七司的重要力量。主要包括以下九部分:
兵曹:又称东曹,军势征调的最终审核和报批,大名麾下军势规模摸排和督查,对接武卫司;
吏曹:又称西曹,各地代官、大名家老变动的最终审核和报批,对接布政司;
市曹:负责全国各地市井治安的维持(有专属军势),大名城下町建设的最终审核和报批,对接布政司;
刑曹:刑法政令的最终审核和报批,对接都察司;
户曹:户籍、军需的最终审核和报批,对接度支司;
税曹:税收征缴入库、政策制定的最终审核和报批,对接度支司;
奏曹:主掌与皇室、寺社对接,与“武家传奏”关系紧密,对接秉礼司;
工曹:各地工程建设、城池普请的最终审核和报批,对接营缮司;
监曹:对各地代官、大名行为的监督和记录,对行为不端、意图不轨者及时上报并采取措施,不对接所司,具体人员构成不明。
综上可知,七司制度是对之前大老奉行制度的继承,地位名义上也与之前大致相当,而九曹皆为秀保直属,虽独立于丰臣政权之外,却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个中深意不言而喻,就是要将丰臣宗家掌握的权力进一步向大和丰臣氏转移,避免再次发生强力大名占据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发生。
基于这一目的,秀保确定了首批司判和曹掾的人选:
武卫司:加藤清正;布政司:前田利政;都察司:宇喜多秀家;度支司:浅野长政;秉礼司:片桐且元;营缮司:池田辉政;勘合司:后藤基次。
兵曹:岛清兴;吏曹:藤堂高虎;市曹:那须资吉;刑曹:福岛高吉;户曹:小笠原忠请;税曹:桑山一晴;奏曹:长束正家;工曹:武田胜亲;监曹:浅井秀政。
除此之外,为更好地将中枢的政策落实到各地,同时避免七司专权瞒报,秀保还在七司之下陆续设置了赋别、安堵、官途、寺社、普请、锻钱、贡举、检使、目付、护卫、造营、宿驿等十二所,选取心腹家臣及亲近大名家中宿老重臣担任奉行,负责政策的切实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向七司和九曹反馈。
如此一来,取代大老奉行制的“七司九曹十二所”制度在秀保的强压下,于会津之战的第二年,即庆长六年正月正式施行。司判、曹掾皆妥善安排好领内事务进驻伏见城办公,十二奉行也在随后的三个月中陆续赶来伏见,接受秀保的任命和安排。
有人说,“七司九曹十二所”是对丰臣秀吉制度的推翻重来,是秀保强化自身权力的一项强有力的举措;也有人说秀保还是顾及了丰臣宗家的颜面,七司判中除了后藤基次,皆为受过太阁恩典的大名,且十二所仍以“奉行”为首,也算是变相保留了“奉行”之职,对宗家和尾张派也算是有所交代。
可事实上,此处的十二奉行与当初总揽中枢大权、动辄可以调动千军万马的五奉行相比,实在不值一提,奉行的职责也从主动地决策指挥变成了被动地执行。
不仅如此,名义上七司取代了大老奉行的地位,成为新的决策机构,但在九曹和十二所的压制和牵制下,他们的权力遭到很大地限制和削弱。特别是随着秀保在各地势力的不断深入和巩固,九曹的权力大大增强,秀保一手扶植的十二所也对七司阳奉阴违,从接受七司的命令逐步转变为接受秀保的直接领导。
因此,后期七司权力逐渐萎缩,职能也由决策机构变成了咨询机构,近乎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不少司判自觉驻留伏见无可作为,便向秀保申请返回领地,致使七司时常出现空缺,这更是加速了七司的衰落,助推秀保势力的壮大。中途,虽有片桐且元等人坚持维护七司的权威,但无奈大势已去,最终难有起色。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至少在“七司九曹十二所”刚成立时,不论是丰臣宗家还是各地大名大都还是认可的,毕竟有前车之鉴,谁也不希望再出现一个能左右国家政策、架空宗家的机构出现,将权力进行如此分散,多是被看作是主家衰弱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鲜有人意识到,这个制度的背后,是秀保权力的进一步膨胀,昔日五大老、五奉行掌握的决策权,正潜移默化地转移到秀保一人手中,与此同时,他身后的暗流似乎也更加汹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