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如此还不至于让勒保感到担忧，最多觉得这仗打得有些困难。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他派出去的哨骑汇报，同州、商州等地都不断有白莲教徒成群结队向蓝田方向移动，似乎很有一点要把蓝田当作他们的根据地的意思。

    这是想要进取西安府的意思？

    西安府作为带清关中重镇，是不能失去的，一旦失去，带清在整个关中的统治都会被动摇。

    勒保为此感到忧虑，只能抓紧时间调集各地绿营兵。

    此时此刻，勒保是真的对带清这个分散驻兵的制度感到非常不满意。

    他觉得这样搞虽然能够防止绿营兵作乱，但是一旦大量贼兵起事，调集军队又该是何等的困难？

    军队化整为零，且不说能不能真的管控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三五个士兵能干什么？

    祖先以小族临大国，有这种担忧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绿营已经被他们养熟了。

    和一般的汉人团练武装部一样，绿营兵都是世兵制，父死子继，世世代代都拿大清的兵饷，吃大清皇帝的皇粮，早就被养熟了。

    要是连绿营都不能相信，还组建绿营干什么？

    勒保觉得这样做是不太好的。

    但是他不是国家的主人，干涉不了弘历的想法。

    二月中旬，他率领一万三千名士兵进军蓝田，在泄湖镇附近和两万白莲教义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从上午激战到了下午，不分胜负。

    第二天接续打，第三天还在打，清军都有些疲惫了，但是白莲教义军还是坚持作战，就算损失比清军大，还是坚持作战。

    仇恨驱使着他们拼尽全力与清军交手，就算实力不够，用人命去填，他们也不愿意后退。

    勒保进攻受阻，正打算调动军队进一步进攻，结果惊闻白莲教义军居然调动一支军队绕路攻打西安，包围了西安，切断了清军粮道。

    清军顿时军心大乱，有溃散的迹象，勒保大惊失色，立刻勒令军队稳住，接着统兵撤退，一路经受着义军的攻击，损兵折将，终于在两天之后带着军队返回西安。

    包围西安的义军和追击而来的义军全力攻击勒保，被勒保所部更强的战斗力所阻，没能成功，战斗到第二天凌晨，义军损失过大，不得不撤退。

    勒保遂解除了西安之围。

    但是清军也为此折损很多士兵，士气低落，无力追击。

    没有让这支军队溃散，勒保已经算是很有能力的人了。

    而白莲教义军一边用兵与他对抗，一边还派人绕后切断粮道的做法，实在是让勒保心有余悸。

    此次出击让他折损三千多兵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勒保无法再次出击，正当他苦恼之际，三万蒙古马队终于慢吞吞的抵达了陕西。

    勒保闻讯大喜，带人用牛酒犒劳了蒙古马队之后，便要求蒙古马队帮助清军作战，于二月二十七日再次发起对白莲教义军的作战。

    这一次清军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优势，利用白莲教义军缺少骑兵的缺点，用骑兵战术打败了白莲教义军，使义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向东南地区转移。

    这一战义军战死四千多人，被俘获士兵、妇孺八万多人，仅剩一万多残兵和三万多妇孺成功脱逃进入商州。

    清军继续追击，死咬不放，大有全歼这股义军的趋势。

    甘肃、陕西地区的白莲教义军经过这一次打击之后一蹶不振，无法继续和清军抗衡，于是勒保一边追击进入商州的义军，一边又再次安排军队进入汉中剿灭汉中白莲教义军。

    到乾隆五十三年的三月初，白莲教义军被清军连续打败三次，退出了商州，不得不转移到了湖北西北部，正好与原先就在这里的另一支白莲教义军会合了，遂就地坚守。

    清军追击已久，师老兵疲，无力再战，勒保不得不在嵩山附近安营扎寨，让士兵休息。

    同时，汉中白莲教义军也战败了，余部退入四川，与川北的几支白莲教义军会师，开始在川北地区活动。

    陕西和甘肃的白莲教义军遂被平定，但是四川和湖北的白莲教义军却没有那么好解决，人数众多、地形优势，都让当地清军难以进剿。

    清军和白莲教义军打得如火如荼山花烂漫的时候，兰芳却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猥琐发育、整顿自身，除了天津地区的军队还在战斗之外，便没有主动出兵进攻了。

    赵学宁一边搞行政进修班加快培养基层行政人才的步伐，一边大练兵，想要尽快补充足够的兵力，好对带清发动第三阶段作战。

    兰芳的练兵从来也不是呆在军营里虚空练习技战术，而是主打一个练习与实战相配合。

    且因为这批新兵大部分都是绿营兵出身，有过军旅经验，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下苦功夫的同时，主要还是注重用实战练兵，让他们熟悉兰芳军队的作战节奏。

    至于对手，当然也很简单，不是清军，但是比清军要难对付。

    这段时间，各地的奇怪教派以及他们拉起来的武装团体数量很多，利用兰芳统治真空期发展起来的草头王是一个接一个。

    很多溃散的清军、半官方武装人员等等落草为寇，啸聚山林，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整个七省之地那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状态。

    对此，赵学宁和兰芳政府当然也不觉得奇怪。

    这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兰芳的行政能力严重不足、扩张过快的后果集中爆发，这实在是非常正常。

    三个月占领七省之地显然是对带清官府、军队最辛辣的讽刺，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交换的代价，得到了多少，就要付出多少。

    所以，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占领七省之后，兰芳必须要以军政府的状态军管很多行政力量够不到的地方，并且应对那些草头王的挑战。

    广西、贵州这些地方交通困难，民风剽悍，治理起来难度很大。

    广东、福建等地宗族思想浓重、械斗传统深厚，一时半会儿也无法彻底解决。

    浙江、湖南、江西等地经济虽然不错，但是很多读书人对兰芳政权怀有深切的疑虑和不安，科举士人团体数量较大，与兰芳合作的意愿并不积极。

    就算兰芳这边抛出了很多橄榄枝，且不断展现他们的强悍武力，但是带清在江南地区的“赫赫声威”显然还是让这些在地方上有很强影响力的读书人家族很是担忧。

    他们不是很敢和兰芳合作，担心有朝一日带清还会回来，就算兰芳宣传割辫子的好处和必要性，上层社会的响应也不是很积极。

    赵学宁决定组建行政加强培训班也正是为了应对这个局面，他要开始用模拟科举的形式任命官员，传递一个兰芳是正经政权的意思，让这些人暂且不要担忧。

    虽然在打击旗人特权集团的时候采用了暴烈手段，夺取了大量土地财富，但是对于没有和旗人特权集团合作对抗兰芳的汉人地主士大夫群体，兰芳政权还是暂时采取了合作态度。

    对底层农民，用集体农庄制度授田以安抚人心，不仅可以收获人心，还能收获粮食。

    对中上层的士大夫、地主群体，就只能用政治权力进行安抚以获得他们的协作了。

    一手安抚，用行政培训班拉拢他们，授予权力，以此表现自己的态度。

    但是另一边，为了让他们老实，并且认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不敢造次，赵学宁也要充分展示兰芳共和国无可挑剔的强悍武力。

    于是“大练兵行动”就被提了出来。

    广州地区的十万新兵和长沙地区的五万新兵被全面动员起来，除却日常亲民活动之外，就是上山剿匪、打击教派和草头王。

    任何敢于篡夺兰芳胜利果实的人，都会遭到兰芳的坚决打击。

    从兰芳八年十一月到兰芳九年三月，四个月间，十五万新兵在老兵为主的军官的带领下，在七省之地大规模展开剿匪行动。

    他们奔波在新占领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哪里有贼匪和反对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到四月初，经过统计，在七省之地一共剿灭山匪强人六百七十二处，杀死、俘获山匪强人四十一万零一百七十三人。

    剿灭装神弄鬼且试图篡夺地方权力而为非作歹的教派四百零六个，杀死、俘获教棍、愚蠢信徒三十六万一千七百六十一人。

    剿灭公开反对兰芳、拥护带清且聚集武装反抗的地方大姓、士大夫大族、豪商人等七百六十九家，杀死、俘获三十八万八千三百二十一人。

    七省之地所有被报告有山匪、反对者、奇怪教派的地方，赵学宁都派人去剿灭了，一派不惜血本安稳地方展现强悍的态度。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合作，公开搞事情，那就是剿杀、俘获，然后带头的杀死，剩下的全部装船送到铜州、金州等地方去开矿。

    这期间，兰芳政府根本不讲什么给机会啊、讲究律法啊什么的，管你是谁，只要闹事，一律干掉。

    比如那些信奉奇怪宗教和教棍们的蠢货们，完全不给任何机会，直接赶尽杀绝，一个不留，杀了之后还要公开宣扬，显示赫赫武功，以此震慑人心。

    这场大规模长时间的治安战打得十分激烈，十五万新兵在老兵的带领下奔波劳碌，到处征战，打得敌人心惊胆战、血流成河。

    最终战果超过百万。

    他们所到达过的地方，兰芳共和国的国旗高高飘扬，兰芳共和国的实际概念深入人心。

    每打一场胜仗、每剿灭一处叛乱人等，兰芳军队都会把俘虏和缴获带着一起在附近最大的人口聚集处展示、游街。

    一边宣示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解除，大家可以过安稳日子了。

    一边也是要展现兰芳强大的武力，有炫耀武力的因素在里面。

    毕竟对于这种事情，大家是见仁见智。

    有些人看到了兰芳的高组织度和强大的办事效率，对兰芳政权产生认可心理。

    有些人则看到了兰芳的凶悍与强大，产生了敬畏心理。

    不管是真的认可还是真的害怕，只要不敢闹事，老老实实，那么地方的秩序就恢复了。

    秩序恢复了，后面恢复生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总而言之，长达四个月的练兵、治安大作战成功摧毁了七省之地反对兰芳势力的存在基础，将反对者的根基连根拔起，又成功收缴了大量土地、财富。

    七省之地在原先的一百多年岁月里形成的权力、社会关系网络在之前的灭清战争和这一次治安战争的连续打击之下，被大规模摧毁。

    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一次流血革命。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赵学宁推动了某种意义上的武器禁令。

    在征战时，赵学宁颁布政令要求收缴民间武器，禁止打过仗的地区的民间留存武装，无论是冷热兵器都一样，除却日常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农具、厨具之外，不准留有任何能害人的兵器。

    所有持有兵器的人如有必要，必须要向当地兰芳官府申报备案，得到允许之后才能合法持有。

    一段时间之后，兰芳政府共获得冷热兵器三十余万件，大大削减了民间纷乱的烈度。

    可以说这一阶段，兰芳成功增加了七省之地的治安度，使得七省之地获得了明清以来少有的安稳和平的生活，所有人都能切实的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安全。

    这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使他们对兰芳政权的好感度激增。

    而兰芳政权空前猛烈的治安大作战也让七省之地仅存的没有闹事的大地主、大宗族、士大夫等等团体认识到了兰芳政权的强度和治理地方的决心，并且充分意识到了双方巨大的武力差距。

    于是，他们一改之前对兰芳政权【不反对、不支持、不接触】的三不原则，开始主动寻求接触、寻求合作与互相之间的理解。

    哪怕兰芳在他们收缴的土地上推动所谓的土地国有、集体农庄，在这些人看来也和屯田没什么区别。

    只要兰芳不触及他们的利益，那么一切都好说。

    眼下是天大地大拳头最大，谁也不想成为兰芳军队的下一个敌人，被他们犀利的火炮炸成碎片，所以求合作成为主流。

    兰芳九年三月中旬开始，赵学宁在长沙不断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消息。

    比如某府某县大户、豪族向官府、官军捐献粮食若干、酒肉若干，助军款项若干，以表当地【大族】之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