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的第六天，柳原放暑假回家了。

    听慕仲兰介绍完高考估分后，柳原建议慕仲兰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除了两人可以同校学习一年外，更是给她讲了一大堆有关武汉大学的奇闻趣事和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好处。

    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1946年，学校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8年，开国领袖曾亲临武大视察。改革开放后，武汉大学发展速度加快，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实力增强，总体水平提高，形成了多学科综合发展的格局。

    武汉大学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校训（1928-1952）为：明、诚、弘、毅。“明”即明晓事理，系对学问、智识的要求；“诚”即内心真诚，系对德行、品质的要求；“弘”即抱负远大，系对理想、志向的要求；“毅”即刚毅坚强，系对意志、毅力的要求。只四个字，就表达出如此丰富和深刻的意蕴，实在令人叹服！

    张之洞、程颂万、李汉俊、黄侃、王星拱、周鲠生和李达等曾先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柳原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大学期间对《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用功较深，薄有心得，聊起黄侃这位曾短暂担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务维持会主任（相当于校长）的国学大师来，头头是道，口若悬河。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是HUB省蕲春县人。其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多，在黄侃13岁就去世了。黄侃2岁开蒙，5岁背《史记》，7岁作诗，9岁下笔千言，15岁中秀才，堪称神童。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董必武、宋教仁等成为同窗好友。十九岁时，黄侃因在中学堂宣传反清思想被开除学籍，由其父黄云鹄的故交张之洞出资，帮助黄侃赴日留学。

    张之洞不忘故交子弟，成为黄侃出国深造的一大机缘。不过黄侃留日后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这是张之洞没有预料到的。

    1906年，黄侃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凑巧的是，在黄侃租住的公寓中，当时也正好租住着已有“太炎先生”之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住在楼上，章太炎住在楼下，二人年龄相差较大，从未有过交往，相互不识亦不知。某一天晚上，黄侃突然尿急了，他懒得下楼去上公共厕所，就爬上窗头撒开了。不想其时章太炎先生正在窗下用功，忽闻楼上水声潺潺，一条白龙鱼贯而下，刺鼻的尿臊味扑面而来。弄得章太炎先生怒不可遏，冲到露台上就破口大骂开了。刚刚20出头的黄侃年轻气盛，不但不认错，反而怒怼了回去：我自撒尿，关你鸟事，两个“疯子”就一上一下展开了国骂战。

    真是不打不相识，不骂不相交，第二天两人在楼道偶遇，互通名姓后，黄侃才搞清自己怒怼的竟然是闻名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立即低头道歉，话锋转到学问上后，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先生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有心收黄侃为徒，便自诩“当代文人得我为师，即可身价百倍。”黄侃听后，当即折节称弟子，叩头拜师。两个“疯子”就以这种不骂不相交的方式，成为了师徒。

    章太炎慧眼识珠，既然收下了这个学生，对黄侃的斤两自然洞悉在胸。黄侃旧学功底深厚，加上章太炎先生的高手指点，加上与章太炎先生交游者皆是一时之俊杰，可谓大师云集，对黄侃的影响是立体而多元的，黄侃因此在学术上日行千里，很快成为一代著名学者，被誉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关于黄侃的学问到底有多大的问题，据曾经的北大学生、后来的清华教授冯友兰回忆，当年黄侃在BJ大学授课，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他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书时，黄侃如数家珍，讲得十分传神，不仅深受本系学生追捧，还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亦前来“蹭课”。黄侃讲课，抑扬顿挫，善于吟诵，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视听享受，学生们也会情不自禁随之唱和，久而久之，便在北大校园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先生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先生：“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先生不解其意，便究其故。黄侃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弄得胡适先生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先生和白话文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使得全场捧腹大笑。

    当时，京剧名伶谭鑫培先生风靡BJ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有一天，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先生之《秦琼卖马》，胡适先生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哄堂。

    一次宴会上，胡适先生正大谈墨学时，黄侃甚为不满，便跳起来说：“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先生立时大窘。黄侃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先生正欲发作，黄侃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弄得胡适先生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尽管黄侃人怪脾气大，但他从不对学生发难，学生也很佩服他。他讲课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不看书和讲义，下课后学生查阅他课上所引经典，竟一字不差，因此被学生誉为“特别教授”。他不给学生布置作业，考试也不打分数，教务处催急了，他只交一纸条，上写“每人八十分”。尽管如此，黄侃桃李满天下，盛名者有陆宗达、范文澜、杨伯峻、程千帆等。

    黄侃以治学严谨且记忆力惊人而闻名，凡是他平生所治之书，必须反复诵读几十遍，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随便说到一处知识点，黄侃都能立刻说出出自哪本书的哪篇、哪页、甚至是哪行。

    纵观整个民国文化圈，黄侃的学术水平是无人不服的，就连眼高于顶的鲁迅先生，面对他的这位大师兄（二人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时，也不得不自叹不如。但奇怪的是，这位学界大牛却并无著述传世，那是因为黄侃治学过分严谨，为了保证著述质量，他曾发誓：“不满五十不著书。”可惜天妒英才，黄侃未满50周岁而亡，所以至死未能出版任何著作，这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关于黄侃的英年早逝，流传着一种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有关的说法——

    1935年黄侃50虚岁生日那天，章太炎先生特地撰联赠他：“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这副对联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一生勤奋读书到了知命之年，黄绢已裁好准备著书立说。”其中的“韦编三绝”用了孔子勤读的典故，“黄绢初裁”则嵌入了黄侃的姓氏，表达出章太炎先生对黄侃学识的肯定以及对他马上就可以著书立说的期待。

    这原本是一副功底深厚、寓意美好的祝寿联，但在场的宾客中却有人指出，其中所含的“黄、绝、命”三字大为不祥。

    果然，半年后的10月5日，黄侃与子女甥婿弟子等晚辈剥蟹赏菊时，贪杯饮酒过量，致使胃血管破裂而吐血，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这虽然只是巧合，章太炎先生却因此自责不已，至死未能释怀。

    慕仲兰听了柳原讲的这些内容后，虽然觉得有趣，但认为与自己上大学的关系不大，便问柳原：

    “你说了这么多，与我上武汉大学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