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固城破，段龛束手就擒。而另一边受诏支援段龛，由于畏惧前燕兵强，而按兵不动的东晋将军荀羡，在得到段龛投降的消息后，也开始从前线撤退至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州市，这场危难之际的千里驰援，就在段龛绝望的悲鸣里草草结束。段部鲜卑的败亡不是一个孤例，它是东晋北方势力一步步被蚕食的缩影。事实上当晋朝怀帝、愍帝相继被害，东晋在江南重立朝廷开始，至荀羡奉诏支援段龛期间，有大量的北方割据势力是明确表明臣属于晋的，比如西北地区的凉州刺史张轨，北部曾坚守晋阳今太原九年的并州刺史刘琨，东北段部鲜卑幽州刺史段匹磾、慕容鲜卑辽东公慕容廆等。

    只是东晋朝廷要么鞭长莫及，要么考虑到政治得失，不理或不愿参与到北方各势力的争斗之中。而对于这些支持晋室的北方势力，也只是给予虚名的口头嘉奖，无任何实质性的兵力粮草的支援。究其原因，有一个不容忽略的根本要素，那就是东晋朝廷是在琅琊王司马睿和一部分北方士族的支持下渡江建立的政权。司马睿在当时晋室之中地位并不崇高，甚至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而北方支持晋室的势力，当年都是从属于类似东海王司马越、成都王司马颖这样拥有地方实权，可以控制中央的晋室八王。

    这样看来，司马睿和刘琨等人实际上不具有从属关系，而是同在一个指挥下的同事关系。这就使司马睿对这些过去的同僚，天然有种强烈的不信任感。同时司马睿因形势所迫，骤登高位，本身没有太大本事的他，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充满着可能随时失去的警惕心。而他又是一个既没有实权，也没有谋略的庸碌君主，所以很难拥有振兴王业的志气和决心。这种自卑且怯懦的心境，最终集中体现为东晋对外战争的束手束脚，忠良北伐不敢全力支持，奸佞乱政只能束手旁观。

    所以终东晋一朝，东晋的北伐大业都是在内部各种掣肘和牵制下，要么败的一塌糊涂，要么就是不了了之。也就是在这一场场闹剧一般的进取和撤退的过程中，东晋朝廷一步步失去了忠于自己的北方势力，再一点点失去了翘首以盼王师归来，依然坚强生活在北方的百姓的民心。从最开始的箪食壶浆、喜迎王师，到后来的视若敌寇、刀剑相向，统一天下的历史重任在东晋朝廷的孱弱表现下，由南方旧国逐渐转移到北方新政，失去了历史价值存在的东晋，被历史所淘汰慢慢成为了一种必然。

    当以帝室贵胄司马睿、世家子弟王导为核心，通过不断压制吴地士族，从而建立起一个江南政权的时候。东晋朝廷的权贵格局也逐渐稳固，同时其政权存在的狭隘性也日渐突出。对于帝王司马睿，他只想做一个偏安一隅的小皇帝。对于权臣王导，他也只想建立一个由王氏家族世代操控的割据政权。在这种狭隘的政治眼光下，二者一拍即合，瓜分占据江东地区的财富和权力，成为了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于北伐复兴王业，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所以在政权稳定以后，他们一边通过压制江东地方士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一边又将比他们晚来的北方士族，贬低为二流甚至三流士族，称这些人为伧夫，也就是粗鄙之人的意思。而将最初与自己渡江的那部分北方士族，整合为百家作为自己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这百家占据了东晋从中央到地方，从庙廷到军队的所有重要职位，并且通过限制婚姻，形成了一个绝对封闭的权力集团。

    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家就是典型的百家之外的士族，可能是南方士族也可能是后渡江的北方士族，而祝家就是百家以内的士族。他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不被当时的权贵社会规则所包容的，所以最终的悲剧是一种必然。这不是二者爱恨之错，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允许这类破坏权力制衡的事件存在。所以在1994年徐克导演的梁祝电影里，由孙兴主演的那个僧人若虚，才会说竹门对竹门，朱门对朱门。

    门当户对在那个时代，不仅是男女婚姻需要被考虑的一个要素，更是一个被强加的绝对约束，没有人可以抗衡，甚至于皇帝和置身其中的百家权贵子弟也不行，否则荀羡逃婚就不会被抓回来强行完婚了。在一个家族利益高过一切的时代，看似天经地义的男欢女爱却是最不被允许的存在。而越是封闭的权力，越容易被挑战和反叛，南北士族的斗争一直存在，东晋的动乱也从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这也决定了那些心向晋室的北方势力，只能在孤立无援中悄然无声的崩溃、绝灭直至最终消失。

    从荀羡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东晋出兵的意向，从始至终就不是全力以赴的支援段龛，而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防御边备的战略意图。荀羡这个人作战谋略，在东晋事实上处于一流，在荀羡出兵支援段龛的三年后，即公元358年患病而死。当时的晋穆帝感叹道：“荀令则、王敬和，相继凋落，股肱腹心将复寄谁乎。”而荀令则就是荀羡、王敬和即为王羲之的堂弟王洽。

    当时二人是东晋朝廷不可多得的忠勇肱骨之臣，是皇帝的左膀右臂。这也从侧面说明荀羡的个人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同时他也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因为公元358年他还曾带病出征，生擒前燕泰山太守贾坚。段龛投降后，前燕慕容兰率数万人据卞城即今山东省泗水县，时时威胁着东晋边疆，荀羡直接率军至东阿讨伐，阵斩慕容兰，消除边郡隐患。

    如此可知，荀羡奉命率军支援段龛，却畏敌不前，不仅仅是因为慕容恪军力强大，根本上是东晋所有的军事行动，都要遵守一个基本的战略规划，那就是凡是可能威胁到东晋现有统治区域的敌人，不管强弱一定要坚决铲除，但是对不威胁现有利益的一切军机，要视情况而定，能不打尽量不打，能不战尽量不战。

    东晋朝廷本身就是建立在利益妥协之上的，在苟活于世的思想指导下，没有进取心是种必然。而这也间接决定了段龛的那封求救信，不管是否送达都是枉然，因为等来的永远不可能是援救之军，而只能是备边之兵。毕竟当年西晋愍帝在长安继位时，就曾召令司马睿为主将，协同刘琨等将军，集合七十万大军攻击匈奴汉国的都城平阳。而司马睿却在士族的鼓动下决定抗命不遵，帝王之诏且不奉，更不要说是一个小小的段部鲜卑遗孤的求援。作壁上观是东晋朝廷的传统，段龛输就输在把太多的希望，寄予在一个孱弱无能，且满足于小富即安的偏安小朝廷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