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外界的议论如何，朱由检都认真穿上衮冕服行告天礼，去奉先殿谒告祖宗。准备在群臣讨论出结果后，以上天名义确定新的纪元。

    次日，朱由检再次到皇极殿上朝。

    听取群臣处理天启皇帝后事的进展后，朱由检便见到他们争先恐后地就纪年发表看法。反对设立新纪年的意见虽然也有，却淹没在众人议论里。

    朱由检认真听取，发现群臣所奏意见虽然各有不同，总体来说却不外乎三种：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干支纪年。

    支持孔子纪年的自然是儒家之人，想要仿照基督纪元，确定孔子纪元。

    支持黄帝纪年的比较复杂，有的是信奉黄老道教之人，有的是勋贵一派，还有的揣摩圣意、想要投皇帝所好。

    支持干支纪年的想法最为简单，他们认为现有的干支纪年法已经很好，只要选定一个元年、用数字编排就行了，不用有大动作。

    三派吵吵嚷嚷，朱由检也不参与，让他们自己吵出结果。

    最终，孔子纪年因为有把儒家宗教化的嫌疑，被许多文人所排斥。黄帝纪年和干支纪年争论之下，最终逐渐合流，甚至还引用儒家先贤学说，让支持孔子纪年的人也说不出反对：

    “孔颖达《尚书正义》有云：”

    “《世本》云：‘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二人皆黄帝之臣，盖自黄帝已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

    “《史记》有云：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

    “既然黄帝制定历法是用甲子纪日，我们可以定黄帝制定历法之年为元年，以黄帝纪年，并用干支纪年。”

    众多意见统一，似乎结束了争论。然而，因为黄帝的年代久远无考，导致这只是更大争论的开始。

    围绕着黄帝什么时候制定历法，众人议论纷纷。还有人提议应该以黄帝登极之年作为元年，这样争论就更多了。

    有人按《皇极经世》推算的尧舜年代往前推，有人按《帝王世纪》往前算，却都难以确定年份。

    最终，还是朱由检一锤定音：

    “《大戴礼记》云：”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

    “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所以黄帝纪元不用强求确切年份，只要是在黄帝的年代就可以了。”

    定下这个基调，朱由检道：

    “今年往前4324年，是唐尧往前三百年的甲子年。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元年，更往前称为黄帝纪元前。”

    “黄帝纪元除了数字纪年外，并用干支纪年，今年是第七十三个干支循环的第四年，是为丁卯年。”

    “所以今年的全称是：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二十四年，天启七年，丁卯年。”

    “今日的全称是：八月己酉月，二十六日己未日。”

    “礼部拟定祭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若是上天认可，今后就以此纪年。”

    群臣或许还有其他意见，但是皇帝发话，并且要祭告天地祖宗，他们有再多的想法，也只能强行压回去。

    就这样，朱由检用自己身为天子的权力，压下其他观点。避免民间有人议论纷纷，冒出什么谶言。

    不止如此，朱由检还把民间俗称的皇历，正式定名为黄历，以便民间更容易接受黄帝纪元。后来流传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把黄帝纪元年份简称为黄历年份，黄历这个词语，成为了黄帝纪元的简称。

    这些变化自然不是如今的朱由检能知道，在确定黄帝纪元之后，朱由检当即命令翰林院，编纂《中国编年简史》和《世界编年简史》，以中国的视角，记录世界历史。

    翰林院的官员听到，顿时兴奋异常。他们之所以支持新的纪年法，不就是为了青史留名吗？如今朱由检让他们编撰史书，这可是青史留名的好机会。

    就连内阁的几位大学士，也忍不住这个诱惑，纷纷主动请缨。

    虽然知道四人并不是理想人选，朱由检为了回报他们辅佐自己登极的功劳，还是命令黄立极、张瑞图主持编纂《中国编年简史》，施凤来、李国普主持编纂《世界编年简史》。让他们尽快编纂出第一版简史，争取年内定稿。

    四人觉得困难，都觉得难以完成，朱由检道：

    “不求面面俱到，只要有大事即可。”

    “所有事迹务必源自信史，有存疑者可暂时舍弃，留待以后增添和编纂全史。”

    听到还有全史，四人更是欣喜。因为他们已经听出来，只要简史编得好，以后很可能由他们编纂全史。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一辈子的事业：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用时十九年。”

    “我们编纂时虽有这些史书参考，但因为史料更多，用时可能会更长。”

    “难怪陛下让我们先编纂出第一版简史，以后继续完善。”

    明白了朱由检的想法，四人躬身领命，一时君臣和谐。不管以后如何，只要这两套图书编纂出来，君臣五人都可以留名青史。在后人编纂的史书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如此一来，君臣间的默契自然提升许多。其余朝臣对皇帝也大加称赞，毕竟编纂史书是在彰显文治，他们作为参与者，也是与有荣焉。

    所以修书的活动一展开，朱由检感觉朝臣看自己的目光，都尊敬了许多，自己的皇帝位子，自然更加安稳。这让他更加热衷于编撰图书，打算在以后财政宽裕时多找出些项目，给那些朝臣找事做，不让他们老是盯着自己。

    朱由检的皇位稳当了，那些阉党之人，则是更加不安。尤其是参与逆案，又曾在建造信王府时大肆搜刮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在次日便提出告病，想要出宫闲居。

    对此心怀疑虑，朱由检召来徐应元、王国泰两人，商议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