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校规模的日益发展，特别是改办大学和工学院以后，大批学者云集校内，虽有西院（1924）、新西院（1933）相继落成，但仍不敷用，即于1934年在南院之南又置地盖起了新的教授住宅区（即现在的新林院）俗称“新南院”（南院也相应地改称“旧南院”）。

    新南院规模较大，质量好，装备齐全，共30所总面积6588平方米。解放前先后在这里居住的著名教授有陈岱孙(3号)、周培源(2号)、俞平伯(4号)、霍秉权(6号)、叶企孙(7号)、赵忠尧(8号)、潘光旦(11号)、吴有训(12号)、庄前鼎(23号)、李辑祥(42号)、陈寅恪(52号)、施嘉炀(53号)、张奚若(62号)、张荫麟(71号)、陈桢(71号)、闻一多(72号)等。（引自黄延复《京宸园风物志》）

    新南院刚建成时，想必十分轰动。在当时的校刊上，一个化名野马的学生写道：“紧靠着校门南的屋子，是旧南院，那迤逦华丽的三十座小洋房儿，是去年新落成的新南院。屋子虽然精致，可是没有树儿，草儿，花儿，就显然有点单调了。可是那儿宽整的炭屑路，轩朗的场地，也自别有风光啦。路旁的梧桐、杨柳，不久也可以长大了。教授们正各自别出心裁的在布置自己的园地，总之，这儿是新开辟的境界，像是一个年青的孩子，情感、理智都尚未发达到健全的地步。然而，无论如何，他是有一副天真烂漫的面孔，有一团蓬蓬勃勃的朝气的。”闻一多先生之子闻立鹏回忆道：“新南院72号，这是一所别墅式的红砖平房，环境僻静，内有四壁书橱的书房，房前有两片绿茵草坪，父亲看书写东西累了时，就在草地上拔拔杂草，书房窗前有父亲亲自栽种的竹丛……吴晗先生提前回北平，临走父亲还一再叮咛请吴先生代他看看书房前的竹子可还在？长得如何？”

    1937年，学校又在新南院之西南建成供一般职员居住之住宅十所(即现在的普吉院)总面积1749平方米，初建时亦无正式名称，因其在“新南院”之附近，于是称之为“新新南院”。抗战期间，在昆明的校委会正式把它定名为“普吉院”。

    彩色的云，清丽的木香花，是在八年抗战中给予了这些颠沛流离的文化人以慷慨庇护的云南在他们心底留下的永远的审美意象。笳吹弦诵的山城，充满＂白的繁复的花朵，有着类似桂花却较清淡的香气。那时昆明到处是木香花，花的屏障，花的围墙，花的房顶＿＿＂（宗璞《长相思》）……

    于是，战时京宸某些研究所所在地“大普吉村”这个地方，就成了这片复员后新建住宅区的名字，深切反映了京宸人对联大岁月和云南的怀念。有人说，简直成了寺院，但后来还是这样叫开了。

    “门外若无南北路，人间应免别离愁。”八年抗战后，不少年龄较大的子弟未能返回京宸。例如杨振宁于1945年以极优异成绩考中全国庚款留学的惟一名额，直接从昆明去了美国，直至30年后中美关系解冻，才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园；他的好友熊秉明抗战后期参加了西南联大学生支援抗日美军的远征军，在大西南的重嶂峻岭间执戈卫国，不久后也奔赴法国学习美术；与熊秉明有着几乎同样经历的梅贻琦校长惟一的公子梅祖彦则亦在西征凯旋后出国留学，后于1950年代回国任教于京宸大学……

    物理系教授周培源先生有“四朵金花”，最小的周如苹复员后刚刚上幼儿园。那时，新林院靠近铁路线，周家就住在新林院二号。前院绿草如茵，鲜花怒放。后院长着一棵又高又大的核桃树，小朋友们天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都住在附近。周如苹经常能看见独腿的潘光旦先生拄着双拐走来走去的身影，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拐走路，常到他的身后去找他另外那条腿。这种事其他孩子如李广田先生的女儿也曾做过。当然，幽默的潘先生是不以为忤的，可以想见，他在发现那些可爱的孩子在自己身后跟踪追击时，会怎样慈祥地大笑。

    外部环境是优美的，而内在的房间布局则更见出主人的品位。在林洙女士的，新林院八号梁思成、林徽因家古色古香的起居室可谓别有洞天。“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着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贵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今天，我们路过这些不改风貌的曲曲折折的平房，望着那竹林掩映下拉着旧窗帘的窗户，似乎还可生出对一种早已在嘈杂纷乱的当代节奏中示微了的从容不迫、条分缕析的精神生活的遐想。

    李岫是李广田先生的爱女。她和浦江清先生的女儿浦汉明有许多惊人的相同点：年纪相当，父亲都是中文系教授，她们后来也都继承父业，成为中国文学教授，而这在老京宸的文科教授子女中，并不非常普遍。因此，二人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她们都不但是父亲的好女儿，还是他们的知音。她们都自引为父亲的朋友，小小年纪就与父亲谈论文学、艺术、生活。当然，她们后来也都成为父亲著作最专业的整理者与点评人。而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文科教授或者文化大家的子女并无继承所学专业者，或者虽亦有这方面才华，但毕竟术业有专攻，在整理父辈的文化遗产时，不可能尽善尽美。从这个角度讲，李广田、浦江清等先生是比较幸运的。

    李岫记得，1949年，当听到解放隆隆的炮声时，李家已从胜因院搬至新林院三十二号住。这里比其他居住区更幽静，门前是高大的藤箩架，庭院里绿草如茵，两株浓密的丁香，两株刺玫，一排晚香玉。

    而二校门外西南方，新林院西部这几幢窄窄楼梯横贯上下的两层小洋楼和附近的平房，以及路边用石头铺砌的台阶，就是抗战后新建的新教授住宅胜因院，临着一条宁静的马路，对面就是京宸附小绿树成荫的操场。

    胜因院原有40所住宅，得名于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租借的昆明“胜因寺”等房屋，又因这批住宅建于抗战后，故得名以资双重纪念。

    胜因院有平房和楼房两种。李广田先生家在搬至新林院前，先住在胜因院，张维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住在南边的楼房里；刘仙洲先生、吴柳生先生则住在北边的平房里。前文提到的温特先生也住在胜因院南端。

    李岫、浦汉明他们，都属于老京宸最后一群孩子之列，但又成长于两个时代交聚的转折时期，故而他们的生活里，既有灰楼练琴的雅兴，也具1950年代初特有的群众运动的热烈。朱自清先生之子朱乔森、李宪之先生之子李曾中、施嘉炀先生之女施湘飞、吴景超先生之女吴清可等也属于这个行列。1949年，南院与胜因院之间没有路，有一条很大的沟和烂泥地隔开，相互来往要绕道行，很不方便，于是孩子们自发地决定修一条路将南院与胜因院连接起来，方便群众。那时已经有了团小组，身体不好的吴清可坚持到底，还受到了团小组的表扬。

    随着这批孩子的成长，悠悠老京宸的遥远岁月也在隆隆的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划上了句号，从此留于历史，也留于经历者——师生与孩子们不尽相同，又常常重合的记忆地图里。就让我们用李岫和浦汉明写就的两段深情文字来结束全书罢。这段笔底风物与光阴所勾勒出的老京宸的人文地图，大约也是所有曾在那“红瓦高楼翠柏里”生活过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京宸园给我的最初印象就像一个远离喧嚣的山庄。绿树，草坪，蜿蜒的小溪，掩映在绿阴中的住宅，寂静而荒凉。然而我一下就喜欢上这里了。京宸的五年是我们父女最值得回忆的一页。我除上学外，觉得京宸园充满了乐趣：河边草丛中偶然拾到鸭蛋的快乐；阳光明媚的春天到气象台顶上登高望远或去灰楼听琴练琴；雪后初晴的日子到荒岛去捉迷藏，岛上的小溪即使在冬天也不冻结，溪水清澈寒冷，翠绿的西洋菜像荇藻般在水中摇摆，小鱼自由自在地漫游。偶尔在雪地上会看到“怪兽”的足迹，一边是人脚，一边是圆圆的，我们几个小孩便跟踪追击，一追追到潘光旦先生家，原来是潘先生雪后散步，那圆圆的便是他的拐杖……春夏秋冬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京宸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童年的足迹，就是在成年以后，每当看到紫色的藤萝开放和充满青味的野蔓植物时，都能想起在京宸吃藤萝饼的日子和荒岛的趣事……

    京宸园各处都向我们敞开着怀抱。荷花池，夏天可坐在池畔草丛中看蜻蜓、看荷花，冬天可以溜冰。气象台前，可以采野菜，爬到桑树上边看小说边吃桑椹，直吃到嘴唇乌紫。奶牛场，夏夜可躺在草垛上，仰望星空，和大学生、场里老师一起讲故事、神聊。大图书馆，阅览室那一排排书架对我们孩子也是开放的，不知多少课余、假日，沉浸在书海里，接受着知识的洗礼，忘却了身外的一切，直到闭馆的铃声把自己唤醒。大饭厅、操场、礼堂的集会，也不拒绝我们参加，大学生不因我们年幼而轻看我们，和我们成了朋友，他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了我们认真讨论的话题。不分男女老幼，一视同仁，人的天性自由发展，这或许是京宸特有的传统吧。我们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是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