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令，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的属官，掌文书及群臣章奏。汉武帝时以宦官担任，汉成帝改用士人。东汉政务归尚书，尚书令成为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尚书令的权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丞相。比如一些大臣，往往会“领尚书事”（即录尚书事）。

    荀彧也曾担任尚书令一职十数年，被人敬称“令君”，托孤大臣陈群也曾担任尚书令，包括后来先主入蜀后法正担任尚书令。

    刘备带着孙乾前往卢植府邸拜会老师，孙乾也久慕卢植盛名。刘备一早收拾好，束发裹巾，戴好冠，整好衣服，佩挂上印绶，气质非凡。

    两人打听到卢植住所后早早前去拜访，到了门吏处看见两门吏，刘备走上前去拱手说道：“二位，在下刘备，乃卢师弟子，前来拜见，劳请报禀。”

    门吏眼见刘备器宇轩昂，姿态非凡，悬银印青绶，定是个卿大夫，没成想竟是家主的弟子。

    “阁下稍等，在下前去禀报令君。”

    刘备在门口静候，面露喜色，卢植是自己的引路人，对自己十分重要，来洛阳第一件事就是要拜访他才行。

    刘备看着门内，只见一人短须面带笑容走了出来，走到门口看着刘备笑着说：“怎么不直接进来，数年未见如此生分？”

    刘备看见卢植顿时两眼泛酸，泪眼模糊了起来，接着屈身拱手长揖拜道：“弟子刘备，拜见恩师。”

    卢植声如洪钟的哈哈笑着，走到刘备面前。

    “北海人孙乾孙公祐，拜见令君。”孙乾在一旁行礼。

    “好好，公祐，一起入内，在门口站着作甚。”卢植揽起刘备，拉着刘备向府内走去。

    宫内，使臣归来京师，完成了任务，前去面见灵帝。

    “陛下，臣已将安国亭侯带至郡邸，目前等待陛下召见。”

    灵帝听到后十分高兴的说：“哦？刘卿已到郡邸？很好，卿家舟车劳顿，前去歇息吧。”

    “诺。”使臣听令退下。

    “王侍中。”灵帝刘宏呼唤着一旁的侍中。

    侍中，为上起列侯、下至郎中的加官。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

    加此官者可出入宫廷，担任皇帝侍从。侍中任务很杂，须分掌乘舆服物“侍中”是指宫廷的近臣，通常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以及陪伴皇帝的日常事务。他们通常是由贵族或官员中选任，负责皇帝的起居生活，以及宫廷内部的传达和命令。也会参与朝事，因此官因身居君侧，常备顾问应对，地位渐趋贵重。

    “少府内所制刘卿玄德朝服做出来了吗？卿前去织室催促一二，若已作出，则由卿带去给刘卿玄德。”灵帝思索着所需之物。

    “遵命。”

    “对了，传朕口谕至御史，制作封侯册文。”刘宏又想起这重要的一件事，“朕要亲封刘备。”

    皇帝的诏书圣旨往往都一个通用的开头，比如南北朝的“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唐朝的“门下”以及大家最熟悉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根据史书记载，西汉皇帝的诏书圣旨的开头是“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

    根据史料记载，“史”最早指的是处理文字工作的官员（《周礼》：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御”则有侍奉君主的意思（《孔传》：御，侍也）。因此“御史”最初指的是在君主身边负责文字工作的侍从官员。到了秦朝和西汉初年，皇帝与各级官员的文书基本都由御史掌管。

    御史便在秦朝和西汉初年的中央朝廷的运转流程（特别是皇帝与百官往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这也是御史的最高长官御史大夫在秦朝和西汉初年能与丞相、太尉并列为“三公”的主要原因之一。为皇帝起草诏书圣旨在秦朝和西汉初年自然是御史的主要工作之一。

    要知道皇帝也是人，平常不小心说错话或者反悔自己说的话都是很正常的，皇帝说的话只有成为官方正式文件（诏书和圣旨）才算得上“君无戏言”。在西汉初年把皇帝说的话变成诏书和圣旨的朝廷官员主要是御史，“制诏御史”的意思就是该诏书或圣旨已经交由御史完成了。

    正因如此，西汉皇帝的诏书和圣旨的开头基本都是“制诏御史”，以表明该诏书或圣旨已经是走完正规流程的正式文件，具有“君无戏言”的最高效力。汉武帝之后，御史掌管文书的权力被转移到了尚书台，御史基本上变成了监察官员，但“制诏御史”还是保留了下来。

    至于刘宏口中的少府，即为三公九卿之一的九卿，少府，是中国历代政府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其职掌主要分两方面：其一负责征课山海池泽之税和收藏地方贡献，以备宫廷之用；其二负责宫廷所有衣食起居、游猎玩好等需要的供给和服务。

    制作皇室衣服、首饰的机构都是少府的下属机构：

    织室，设在未央宫，为宫中织作缯帛和文绣郊庙之服。

    尚方，专制作供皇家使用而禁止民间私造的物品，如金银饰品、军械等。

    给刘备封侯，刘备作为地方官，自然没有朝服，没有符合自身的朝服是不行的。

    汉朝时人们注重礼仪，穿衣都必须要符合自身的身份，文武官员上朝必须穿朝服。

    自东汉明帝起，制定了官服制度，朝服包括冠冕、衣裳、鞋履、配绶等，各有等序，重点在冠冕，朝服则是采用深衣制。

    关于汉冠，在汉代的各种冠中，最有名的有两种，一种是文官所戴的进贤冠，另一种是武官所戴的武弁大冠。进贤冠以冠梁多少来区分身份的高低，不过每一阶的跨度很大，等级分得不细；武弁大冠则不分等级。

    进贤冠，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冠进贤冠。——《后汉书·舆服志》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梁即是冠上的竖脊。为文儒之冠。

    武冠，武弁大冠，为诸武官所戴，在冠上加双鹖尾，也就是冠上插着两支羽毛，羽毛为鹖尾，鹖是一种勇猛善斗的猛禽，两鹖相斗，一方死才停止。

    男子二十则加冠，即是把头发盘成发髻，谓之结发，然后再戴上帽子。先以巾帻包头，而后加冠。披头散发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只有蛮夷少数民族才披头散发的。

    除了通过冠服的形制、颜色和纹样来“明尊卑、异贵贱”外，佩饰也是重要的表现工具。

    佩饰虽小，其蕴含的意义却很大。古代官员身上佩挂的印绶、鱼袋、朝珠和手持的笏板，都曾经是特定历史时期非常重要的官员身份和地位的标识工具。

    汉代可视性最强、最能彰显各级官员权力和身份阶序的就是印绶。

    汉代一官必有一印，一印则随一绶，统称为“印绶”。

    印是指官员所佩的官印，绶则是指用来系印的丝带。所谓“官凭印绶”，汉代官员，依官品与俸秩的不同，佩以不同的印绶。如印有金印、银印、铜印等；绶有绿绶、紫绶、青绶、黑绶、黄绶等，以此来昭彰权职、明示等级。

    汉代的印绶，是统治者颁发给各级官员的信用物，是官员政治权力的凭证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印绶需官员随身佩戴，且不可以借与他人。如身兼数职，则需佩戴多种印绶。

    汉代的印绶从制作、授予到使用都有着严密的规定和严格的程序。在官员升迁、致仕（正常退休）或者获罪等情况下，都需要将印绶上缴，“解印绶”也就成为辞官、罢官的代名词。

    诸侯王印，金玺盩绶；相国、丞相、太尉、太傅、太师、太保、前后左右将军，皆金印紫绶；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御史大夫，银印青绶；自太常至执金吾，皆中二千石；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凡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汉书·百官公卿表》

    印绶制度是汉代进行国家行政管理、保障官僚体制正常有效运转的重要制度，承载着非常丰富的政治元素。

    在森严的等级社会里，维护国家秩序的最佳方法就是保持明显的等级关系，不得出现僭越的情况。印绶不仅是官爵等级的标志，也是官员政治地位高低的标志。印绶制度的实施，既神化了皇权，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透露出浓厚的等级色彩，甄别了各级官员的官阶高低和等级差距，在维护国家秩序、管理官僚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