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队长刘黎明一接到了命令，带着队伍马上就出发了。另一边，两个便衣人员也陪着苏童从看守所一路往苏家弯赶。

    秦大娘死了，遗体是何国昌找人拉回来的，还花钱买了一套寿衣。尸体就放在堂屋头，身体用一张草席垫着，脸上盖着黄纸。一个火盆放在脚前，里面有些被燃烧过的灰烬。大门敞开着，何国昌和苏家弯的两个老人在院坝里坐着。一个老人在说话，何国在听，另外一老人偶尔也插个嘴。讨论的，都是关于这两家子的事。才短短的一年时间，苏城卿和他的哥哥，这两个家庭死的几乎快绝种了。他们说，孩子还是要多生几个才好。那时候多生育孩子是一件及其冒险的事，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政策，何谈多生呢？即使有这样的大胆的夫妇，像杨明清那样超生一个杨紫林出来，也得跑去外面，出县或则出省悄悄的躲着生。并且，即使生出来了，上户上学也是一件麻烦事，一件让人承担不起的事。照例交罚款，换了一个新词语，他们叫着社会扶养费。为此，为了这笔所谓的社会抚养费，很多家庭雪上加霜，拿不出钱来，随之家庭就土崩瓦解了。没吃没穿不谈，甚至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

    因为有便衣一路跟着，苏童只能一路憋着，只能坐在吉普车里干着急。母亲的死，发生的太突然了，那天走的时候还很健康，音容面貌活鲜鲜的。母亲的死，他最埋怨的是陈红绸，回去一定要给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刘黎明领着队伍先到，这个经验丰富的刑警队长，在刑侦这方面跟公社人员是天壤之别的。他用实际行动，和一些科学的方法，分别在实验室和附近的周围搜找到了，像一些极不显眼的痕迹。不像那些公社的人员，只是以那个赃物，那个及其简单的证据就去给一个人定罪。随后，刘黎明又去了苏童的家里，进了他的那间睡房，并在那儿也找到了痕迹。花去的时间大概也就两三个小时，得出来的结果虽然暂时还不知道究竟是谁？但就像那位敬先生说的，这才是真正的坏人，是一个决不能姑息的坏人。样品被送回了县里，这里的工作像是已经结束了。

    他们的工作刚结束，苏童坐的那辆车就回来了，停在垭口上，他也不顾两位便衣人员的警告，下车就往家里飞跑。一到院坝头，从来没有过的悲痛使他抬不起来脚步。不敢面对死去的母亲，那唯一存在亲人啊！一直计划都要陪在母亲身边，哪儿也不去，直到看见她慢慢幸福，慢慢变老。眼前，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叫也不应，喊也不醒的尸体。站在堂屋门前，苏童扑通一声跪下来之后又爬了过去。

    “我的妈，我的母亲呐！”

    他大叫了一声，止不住的泪水再一次飚了出来。情绪激昂，像个疯子一样的歇斯底里的大闹。几个人都拉不住，趴在母亲的身上，像磁铁与钉子一样的沾着分不开。

    直到哭累了，没有一点儿力气了，才想到该找陈红绸问个清楚。可是哪里还有一个陈红绸呢？面前只有三个人，两个苏家弯的长辈，一个何国昌。

    他问：“你们看见过陈红绸吗？”

    “咳！”何国昌说，嘲了他一声，“别提那个陈红绸了，那女子根本就没来过。”

    “没来过？”苏童问，有些不信。

    “你不知道吗？”何国昌说，“人家早就放出消息，在你去公社的那一天，就跟你一刀两断了！”

    是啊，都这种关系了，还有什么理由去找人家？以一种什么身份去问人家？分手了，当时就分了，跟他的关系撇的一干二净了。他已经不是她的对象，她也不是他的未婚妻。现在的关系，他们只是曾经认识而已。她也没有那个义务，一个专门照顾他母亲的义务。

    他想笑，却笑不出来，真的，从现在起，他怀疑自己的眼睛判断了。那些看似人样子的人，心里是何种的狼毒呢？那些人追求的是一种现实，根本没有一颗恒久的心，只有虚荣和肤浅。从来不管别人的死活，贪的就是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感！

    这个年青人不仅是只有悲痛，埋葬母亲那一摊子的事，让他这个身无分文的人必须承担起来。以前，父亲死了，拆床，拆门才勉强做了一口薄棺材。现在，连做口薄棺材的木料也没有了。母亲曾经睡过的那张床不能动，是家里唯一的家具，也是一种纪念品。自己的那一张，是一些树木丫条子拼起来的，根本不行。看来，还得厚着脸皮找何国昌这个大队长，跟大队继续借钱。

    苏童在大队的借款已经不少了，何国昌虽然没有催还款的事，再则，他这个家也还不出来。就这样拖着，大队部已经吃不消了，都是集体的钱，而且，集体也要开支。怎么办？人是要埋葬的，一个简单的葬礼还是要举行的。硬着头皮，拿出那点积蓄，只有这么多了，一共一百二十元块钱。随后，大队开了一个会，把一个募捐箱摆在门口，写上几个醒目大红字。乡亲们都是自发的，这个一块两块，那个一毛两毛，勉强凑够了一份寒酸的举行葬礼的资金。

    秦大娘的死比苏城卿幸运多了，在葬礼那天来了很多人。这跟苏童平时下乡有关，小伙子懂礼貌，对人也热情，也爱帮忙。一来二去的，各个生产队的人几乎都混熟了。尽管现在是一个偷电缆的嫌疑分子，但人们根本不相信那个名分，依然把他当做那个好看，又苦命的娃。秦大娘的墓地跟苏城卿紧挨着，随着那口棺材的下坑，苏家弯从此又少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第二天，县公安局在案发现场勘察的结果出来了。实验室附近的脚印，和实验室房间里的脚印有同一个人的，巧合的是在苏童的睡房里，和墙外面的脚印，这几个脚印都是同一个人的。黎明队长拿去跟苏童的那脚印一对比，码子和样式根本合不上。此外，在电缆线上和苏童家的窗户上提取的指纹，经鉴定是同一个人的，也不是苏童的。很明显的问题，苏童是被栽赃，大意是一个跟他有私仇，或则是有过节的人。

    经黎明队长这么一提，何国昌突然想到那三个举报者，在去年，那位县里管纪律的同志，还有那位敬先生，他们三人曾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只因为有敬先生的儿子参与，何国昌才没有拱出来。苏传林已经死了，而另外两个还在。一个是开拖拉机李铁民，另外一个就是敬静。为了查清案子，为了苏童的清白，何国昌没有对黎明队长说那两个人，而是亲自往县里跑了一趟。

    他先是去了县委大院，听人说敬先生已经转职了，被调去了法院。他又忙着去了法院，可是到了那儿却在大门口那儿徘徊了起来。他有些犹豫，摸不清楚敬先生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毕竟敬静是他的儿子。搞不好，弄的自己下不了台。为了正义，他把心一横，这个大队长大不了不当了。

    敬先生接待了他。

    他开始只埋着头，准备的话始终说不出口。

    “何同志！”敬先生说，“你有啥就直接说嘛，这儿没有外人。”

    “那，那，”何国昌支支吾吾的，老半天才吐了出来，他说，“黎明队长说，‘苏童的案子是有人故意栽赃’。我突然想到三个人，去年我们曾经在一起谈过他们，当时，还有那位纪律检查的同志，叫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

    “哦！”敬先生给了一个提醒，说，“袁同志。”

    “对！”何国昌说，“当时还有那位袁同志！那是关于苏童的一场选举，那三个人不服，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举报。”

    “哪三个人？”

    “有一个人已经死了，叫苏传林。另外两个有一个是你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开拖拉机的李铁民。”

    “那就马上派人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敬先生毫不犹豫的说。真没想到，他这么无情，抓起电话往县公安局打了过去。

    王长龙局长接到电话后，马上通知黎明队长前去抓捕，在临走时提醒了一下黎明队长，先核实，在抓捕。如果核实是敬静，先不要走漏风声，要悄悄送来。如果是李铁民，要立即把人拘留起来，要毫不留情的给他铐上。

    何国昌走了，那扇办公室的门也关了过去。敬先生坐在那张椅子上许久都没有动过，一直盯着那道关上的门。此时，眼睛都是红的。他那样保持着坐了一会，喵了一眼桌子上的电话机，拿起电话打给他的家里。请他的爱人今晚务必准备一桌好一点的饭菜，这儿下了班就马上回去，并吩咐，敬静哪里也不能走，要等着自己回来。

    他设置了一个障眼法，让他的爱人知道，整件事情他是毫不知情的，也根本没有参与过。在公正，公平面前，他曾经是慷慨激昂的，也是大公无私的。那件事如果真是儿子干的，蹲牢房是一定的了。爱人会因此失去一个儿子会暂时的疯狂。他要赶回去，控制一个局面，没有儿子还有他这个丈夫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