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军中暗流
毕苏斯基收到的信内容极其简单,卡莲誊抄的信件基本还原了德雷克给她的信的大意:确信军队中存在一份关于叛乱的策划。目前此策划的背景、内容、成员暂无线索,尽快采取防范行动。
毕苏斯基看完这几句话,感觉自己血都凉了。
在波立联邦这个特殊的国家里,军队并不是单纯的国家机器,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底色:大部分军队是沙俄时期驻波兰的军队,剩下的军队中,一部分是自己带来的外国波兰裔复国主义者;一部分是对奥匈帝国不满逃来波兰的波兰裔;一部分是当地共和起义军的残部。
联邦军队之所以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和团结,是因为各方面的代表:阿波卡利斯元帅、毕苏斯基上将和国王约瑟夫在建国时达成了通力合作的决定,各自管理着自己曾经的部下。
现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似乎要被打破了。
“要我去防备不知道是否会发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不知道谁发动的一场军事政变吗……”毕苏斯基喃喃道。
“啥?”毕苏斯基的声音太小,克里斯汀没听清楚。
“您还没看过这封信吗?殿下,”毕苏斯基把信件递给克里斯汀,走到窗边点燃了一支烟,“德雷克殿下认为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发动政变,要求总参谋部予以重视。”
“政变?”克里斯汀惊讶了片刻,随后恢复了冷静。
“父王是军队里最具威望的领袖,即使军方对父王真的有不满,也不会发动政变吧,”克里斯汀觉得事情应该不会很大,“您估计政变可能是怎么样的规模?”
“很小,我刚刚认为会是团营级别的政变,但现在想想,”毕苏斯基深吸了一口烟,眼神中带着不解,“我认为参与政变的人很可能在100人以内,很可能称不上政变,最后只能变成一场暴动。”
“这不是很好,他们也掀不起什么大浪,”听到只有如此之少的人可能参与这场政变,克里斯汀更放心了,“为什么德雷克哥哥还要这么大动干戈,甚至让我来总参谋部?”
毕苏斯基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广场,许久后才回头,露出极焦虑的神色。
“倘若政变部队有一个营,或者一个团,这场暴动或许不算什么,成建制的部队调动起来是不可能隐瞒的,”毕苏斯基摊开了华沙地图,“我的部队只要知道他们在哪,就可以快速包围和消灭他们。”
“现在人比一个营还少,岂不是更好?”克里斯汀有些不解。
“当人少到一定程度时,这场政变的策划者就不会寄希望于武装政变了,”毕苏斯基用铅笔圈出了王宫附近的几处地点,“而会考虑一种更隐蔽的办法:刺杀。”
当刺杀二字从毕苏斯基口中说出的时候,克里斯汀立刻明白了毕苏斯基的担心。如果是普通的政变,毕苏斯基有足够的信心在军事上击溃对方。但如果是几个人组织的暗杀,毕苏斯基不可能做到提前防范。
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刺杀者们总是能找到合适的机会采取行动,但防备者不能保证自己无时无刻保持万无一失的防备。
“既然是政变,一定是有一定的政治诉求的,”如果防备不可能,克里斯汀能想到的只有主动出击,“保皇派不会刺杀已经称王的父王,有可能是共和派?”
毕苏斯基摇了摇头,他是个纯粹的军人,对这种政治上的问题了解不多。
“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在近期内增加各部队调动的频次了,”毕苏斯基坦言自己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尽可能减少兵变的机会,“如果各支部队都处于调动状态,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他们行动的窗口。”
“有人对军队内部的派系熟悉吗?”克里斯汀还是想先发制人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个人也许能给您帮助,”毕苏斯基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阿波卡利斯元帅的公子,辛迪加·佩洛耶维奇·阿波卡利斯。”
利沃夫的一座废弃的工厂里,几个尉官在夜色的掩护下碰头。今晚负责巡逻的是其中一个尉官的部队,他们才得以溜出来。
今天他们冒着上军事法庭的风险,是为了出来参加一个小型的集会。更准确的说,是为了聆听一个人的演讲。
“今天在西欧各国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寡头们也不是通过其它途径取得政权的。在工业化兴起之前,在中世纪,甚至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商人们在国家中毫无地位,而依仗对农民进行残酷压迫的贵族老爷们却占据着一切。”一个把黑色长发扎成辫子,穿着一身工装的女人站在讲台上,大声向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不依附于贵族的商人、大工厂的企业主、富裕的手工业者,他们对政府、立法、财政的影响程度和农民或者工人一样的微小。他们只有负担苛捐杂税的义务,手工业者和商人备受贵族的掠夺,得来的只是鄙视和屈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商人和工场主成长壮大起来,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摆脱这些贵族老爷的时候才告终止。于是当时在西欧一些最主要的国家发生了一系列革命。”
“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以工商群体为主的共和派率领巴黎人民,依靠人民的拳头把贵族赶出了政府,废除了所有中世纪的贵族族微和贵族血统的特权。这场革命斗争持续不断地进行了许多年头之后,他们才完全统治了法国,直到今天。而在184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也发生了同样的革命。”
“那时候商业寡头们对革命,对流血,对暴力手段都不反感——因为这是关乎商业寡头进行统治的事。但是在这些革命中为了他们的利益流血牺牲的工人和农民呢?是他们在街垒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他们捧着这些寡头们登上了统治者的宝座。但是他们的处境依旧没有得到改善,他们在国家中依然没有任何话语权。所以今天该轮到工人和农民了,他们应当争取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女人说完后,台下爆发了一阵掌声和欢呼。
有趣的是,虽然女人的演讲中强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作用,但来听演讲的并没有几个工人农民,大多数人是利沃夫大学的学生,少数是一些低级军官或学校老师。
演讲结束后,人群簇拥着女人——尤其是那些学生们,他们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和回答不完的疑问,把女人包裹在中间,不停地向她提问,如同一个在沙漠中行走了数天的人渴求清水一样渴求着回答。
几名尉官倚在工厂的柱子上,静静地等着人群的散去。提问一直持续到后半夜,人群才慢慢离开。疲惫的女人走出一截,才发现在柱子旁等她的几位军官。
“您好,卢森堡女士,”一名上尉走到卢森堡面前,伸出了手,“我是利沃夫军区的一名军人,您可以叫我马卡尔,我们是军队中的共和派,想和您谈谈。”
“我很荣幸,”卢森堡对波兰军队里的共和派也有所耳闻,他们势力不算大,但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在军中传播共和思想,很多同样信仰着民主共和的义士对他们很是敬佩,“你们叫我罗莎就好。”
罗莎·卢森堡,在整个欧洲都赫赫有名的革命者,她出生在波兰,但直到1909年波兰独立运动前,她都在德国活动。听闻自己的祖国即将独立,她立刻回到波兰宣传自己的思想。
和德莫夫斯基这种赞成市场经济、商业寡头执政的共和派不同,卢森堡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以工农为核心的民主共和国家,她多次将商业寡头称为:“新时代的贵族”,认为社会的基石——工人和农民应该勇敢地站起来打倒寡头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共和国。
当有军队的支持者来找她时,她虽然高兴,但也十分担忧。罗莎一直高调地反对波兰独立,她认为波兰一旦独立,就要同时面对俄罗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三个敌人,倘若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发动了革命,这个由工人和农民建立的政权很可能和巴黎公社一样,在外敌的压力下灭亡,并给波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您可能不知道波兰的情况,我们曾把希望寄托在现在的国王,过去的社会党主席约瑟夫身上,但他背叛了共和,”马卡尔几人和罗莎一同走向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小房间,“我们后来希望约瑟夫的儿子德雷克先生能维护共和的尊严,但他现在被国王撤职了。”
联邦君主、波兰国王曾经是共和党派社会党的主席,这个消息让罗莎惊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听了您的演讲后,我们反思了自己,将共和的希望寄于权贵身上,实际上也是对共和的背叛,”马卡尔身边的一个少尉说道,“所以我们决定用暴力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来捍卫人民的利益。”
“我现在并不赞同在波兰和立陶宛发动革命,”罗莎平复了内心的波动,“但我更好奇的是,现在的国王竟然曾经是社会党的领袖?”
罗莎口中的社会党全名叫波兰社会党,她建立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民主社会党(简称为民社党)曾与社会党合作发起过反抗俄国贵族的起义。虽然起义最终没有成功,但罗莎一直记得社会党人在起义中的英勇和无畏。
没想到,这个曾经走在共和主义前端的党派现在竟然建立了一个王国。
“是的,”马卡尔给罗莎倒了一杯茶,“因为五年前的一件事,社会党彻底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