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沃夫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马卡尔和罗莎等人已经准备分别了。

    天快要亮了，很快军队里就要开始点名。罗莎现在还在沙俄和联邦的通缉名单上，白天也不能正大光明的出来活动。

    “虽然您不愿意参加我们的起义，但还是感谢您愿意在民众中发出我们的声音，”马卡尔握住了罗莎的手，他们在这个晚上聊了很多，罗莎赞同他们起义的壮举，但她还是认为不应该操之过急，“和您交流后，我学到了很多。”

    “我会在其它方面尽可能帮助你们的，”罗莎很敬佩马卡尔他们的勇气，这几乎是一场必然失败的起义，但他们还是选择去做，“无论这场起义是成功还是失败，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东西，一定会带来些什么的。”

    同马卡尔等人分别后，罗莎带上帽子走在利沃夫的小巷中，不时四处观察周边，确定附近没有警察和便衣后才继续向前走。

    如果被警察发现自己在利沃夫行动，最好的结果也是被送进联邦的监狱。最差的结果是被联邦送回德国。自己曾经在巴伐利亚组织过数次罢工和起义，已经被全德通缉了，如果落到德皇手上，被判处死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早上七点，罗莎已经到了自己所住的公寓旁。这座公寓在利沃夫的贫民区，利沃夫的警察懒得管理这里，才让罗莎找到了一片能安身立命的地方。贫民区里住满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打扫城市的清洁工以及来城市讨生活的农村人。

    罗莎打开了自己房间的门，这是一间简陋但十分整洁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书桌和配套的书架，以及一个餐桌而已。刚进门，罗莎就发现了不对。门口的衣架上放着一件军大衣——很明显有人已经找到了这里，还没等她开门离开，一个冰冷的枪管就抵住了她的脑袋。

    “罗沙·卢森堡，出生于扎莫什奇的一个犹太家庭，苏黎世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罗莎的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如果您不从事这危险的工作，现在应该会被德国、瑞士或者波兰的大学聘请为教授，或者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

    罗莎并没有回答，她正在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自己的住址已经暴露，是不是党组织的办公地点现在也被他们发现了。不知道党内的成员现在是否安全，还是已经被警察和军队突袭抓捕了。

    “1904年1月，您因为反对军国主义的演讲在德国被判刑，10月因为新萨克森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三世就任而获得大赦，之后便来到波兰，”男人继续说道，“曾经和波兰社会党一同参与过1906年独立起义，但因为公然在波兰宣传反对沙皇的言论在去年正式被沙皇俄国政府列为重要思想政治犯……”

    “行了，塞斯托斯，把枪收起来！”罗莎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声音显出一丝衰老，但却不失威严。

    罗莎有些疑惑地回过头，看到了她曾经见过的老前辈，现任联邦首相扬·帕德雷夫斯基。

    “很久没见了卢森堡小姐，1906年一别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您过得怎么样？”帕德雷夫斯基非常自然地坐到了沙发上，开始和罗莎寒暄。

    “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工作，谈不上怎么样，”对于帕德雷夫斯基，罗莎除了最终分道扬镳的遗憾外，更多的还是敬重，这位当年主张共和的老前辈即使在王国体制成为必然的情况下，依然为议会争取了尽可能大的权力，“您呢，首相阁下？”

    “我还是老样子，在共和派的反对声和保守派的诋毁中夹缝生存罢了，”帕德雷夫斯基自嘲了一番，“还有你们，民主社会党人一直攻击我是资本寡头的走狗，我觉得我至少得算个头目。”

    罗莎承认，这些话她确实说过。在民主社会党人看来，只完成民主共和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和广大贫苦人民领导的新国家。帕德雷夫斯基正在努力实现民主共和在他们看来依然是落后的。

    “不说这些了，今天您来找我有什么事.”罗莎也不好在这个话题上继续深入，干脆直入主题，“如果想来抓我，找两个警察就足够了。”

    “您也许还不知道，”帕德雷夫斯基让塞斯托斯给自己拿了杯水，“华沙大学的校长前几天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在他逝世之前，和我提起了重建华沙大学各学院的构想。”

    在沙俄时期，华沙大学并不受重视，每年的拨款也非常少。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沙俄统治后，在1911年联邦建立时，华沙大学已经缺失了很多学部。经济学院、法学院和物化学院实际上已经消失了，除了数学院和教育学院外，其它尚存的学院也严重缺乏师资。

    在老友临终的嘱托下，帕德雷夫斯基也只好亲自委身在波兰各地和国际上寻找有足够能力进行教学的学者。罗莎·卢森堡是苏黎世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又是波兰人，在民间也有相当的声望，由她牵头重建经济学院再合适不过了。

    “你打算请我去当教授？”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宣传革命思想，罗莎对这个邀请确实抱有极大的兴趣，她在经济学上的造诣并不低，毕竟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波兰经济的，并且她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也非常浓厚。

    “准确来说，是院长，”帕德雷夫斯基说，“我希望您可以帮我这个忙，出面重建华沙大学的经济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我？”罗莎有些惊讶，就算波兰真的人才凋零到这种程度，也没必要让自己来当院长吧？她只是个博士，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不在经济学领域发展了，而且是个女性，甚至还是个通缉犯。自己当院长必然要面对极大的阻力。

    “做学院院长，学科能力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凝聚整个学院的人心，”帕德雷夫斯基对罗莎的惊讶并不意外，“您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您凝聚人心的力量我曾亲眼目睹过，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

    “可是你们确定要一个通缉犯来当大学院长？”

    “那份通缉令是沙俄时期发布的，现在早就不作数了，”帕德雷夫斯基很淡定，“您的党派，民社党在走完必要的流程以后，也可以作为联邦的合法党派参与议会选举。”

    “啊？”罗莎有点懵，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波兰政坛变得如此民主了，释放政治犯倒还能说得通，怎么连党禁都开了？

    即使在联邦内部，这也是一件非常反常识的事情，虽然在波兰独立前夕，波兰社会党宣布解散，但在联邦建立后公布的《临时法案》中，并没有禁止民众结党，只是复杂化了申请建党的流程。

    但由于法案刚刚通过，联邦还没有一个政党完成了注册。就连帕德雷夫斯基和德莫夫斯基两人新创建的波兰公民党现在都在走流程。

    “议会已经通过建党的相关法案了，我承认手续是有些复杂了，但并没有禁止建立政党，”帕德雷夫斯基看出了罗莎的困惑，“现在议会里有很多人都在建立政党，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提交一份申请然后走流程就好了，现在申请肯定能赶上下次的议会选举。”

    “好，先不说这个了，您的意思是我已经不是通缉犯了？”罗莎有些庆幸自己的身份又一次洗白了，或许自己的信仰会再一次让她身陷囹圄，但至少有一段时间她可以自由地演讲和宣传了。

    “已经不是了，”帕德雷夫斯基肯定了罗莎的说法，“我理解您的顾虑，您还是想继续宣扬您的工农思想，但我认为这与您去华沙执教并不矛盾，您在那里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平台，而且院长的身份能为您带来很多便利。如果您建党成功并当选议员的话，议员的豁免权对您来说也有很大的益处。”

    按照帕德雷夫斯基的想法，罗莎可以一边在华沙大学做院长，一边筹备建党和议会竞选的事宜。三年后议会重新选举，只要她成功当选议员，就可以在豁免权的加持下更安心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了。

    作为一个老共和主义者，帕德雷夫斯基极其擅于妥协。他非常善于在不背弃自己的原则下与多方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条件。他可以为了波兰的独立和稳定支持一个君主制的国家，但他也能借此争取到在相当程度上削弱君主权力的条件。在政府中，他对约瑟夫加强王权，试图乾纲独断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其他场合，他也明里暗里都在支持共和思想的传播，为思想家和革命者偷偷开绿灯。

    但可惜的是，往往这样的中间派，结果并不会是获得左右两边的青睐，而是遭到两边的排斥。因此在左翼的眼中，他是个为了权力出卖共和的可耻叛徒；在贵族眼中，这个通过投机谄媚上位的“伶人”从身份和行为上都散发着一种可疑且令人厌恶的气息。但无论如何，对于当前的波立联邦来说，这位夹在中间的老先生是一个为了国家前途尽到了自己全部职责的联邦首相。

    帕德雷夫斯基的话确实让罗莎动摇了，既然她现在不支持发动革命，那打入议会，成为国家立法机构的一员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党内的同志们也能理解自己，毕竟比起每天晚上冒着被抓捕的危险偷偷地演讲宣传，在议会中发声、在大学里讲授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选择这条道路。

    “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组织，就内容说变成了统治阶层利益的工具，这极其明显地表现在下述事实上；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统治阶层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统治阶层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在罗莎思考的空隙，帕德雷夫斯基背诵了一段话。

    这是1899年她反对德国社民党领导层的一篇文章《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的片段。

    “您还记得这一段？”

    “我自认为自己勉强算是个政治家，是个波兰民族主义者。所以在我这个位置上，国家的稳定和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帕德雷夫斯基闭上了眼睛，“但您不一样，您是一位思想家，一位革命者，您的工作是把更先进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请您相信我，联邦不是一个革命的国家，但联邦还容得下一位革命家。”

    罗莎知道，她此时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继续留在利沃夫，暗中筹划和支持革命；还是以一个官方的身份前往华沙，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唤醒更多的人。

    她会做出选择，但可能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