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拖着皮箱来到出站口后，看见有外面有两个中国人向我招手，我认出了矮个子的人，他是小古，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而另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我不认识，听小古介绍说，这是刘哥，是工地上负责后勤的，也开车。

    刘哥开着一辆小型厢式货车，载着我和小古回到了驻地，那是一处很大的三层宿舍楼。楼里有很多寝室，小古把我带到了右侧最靠里面的一间。

    “喏，你睡你弟弟的铺位吧！”小古指着靠里面的一张铺位说道。

    这个房间里有四个上下铺，共八个床位，是翻译住的屋子，我弟弟原来就住在这里。后来他们在下塔吉尔也有了工地，于是我弟弟和另一个翻译彪子去了那里，而这里的翻译工作是大王负责。后来大王回国了，这里就暂时由小古负责翻译。现在我来了，小古当天也就回到了自己的另一处工地。

    此时是早晨6点多钟，刚刚经过食堂的时候，看见有两个中国人在做饭。他们看着我都说：“阳阳回来了？”。是他们认错了，我和弟弟是双胞胎，被人家认错也是正常的事情，我早已习惯，也就拌个笑脸，点了点头，其实我并不认识他们。

    我和弟弟是一所大学里出来的，对于小古我自然是认识的，但是并不是特别熟悉，因为相处的不多。进屋后，小古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而我则脱下穿了5天的衣服，问明了浴室的位置后，就迫不及待地去洗澡了。

    水有点烫，却让我浑身放松，虽然皮肤被烫得通红，但是我却洗得非常舒服，终于可以洗净污垢，让我卸下旅途上的那份沉重，暂时舒缓下疲惫的身躯。洗完澡后，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这时早饭已经好了，小古带我去了另一间寝室，里面住着四个人，其中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小古让我管他们叫三哥和四哥，他们是这里的一个股东的弟弟，也算得上老板，是这里的领导层。另外一个是王工长，一个50几岁的老头，还有一个是划线工-马工，也是50多岁的小老头。

    他们已经吃完了早饭，在小古的指引下，我拿着我弟弟原来的饭盆和一个小小的咖啡勺（胡乱找的工具）坐下来吃饭。早饭很简单，只有馒头和酸菜汤，我喝了一口汤后立刻就明白了，这酸菜并不是正宗的东北酸菜，而是用大头菜腌制的酸菜，因为这里没有大白菜。这种酸菜德国人非常喜欢吃，口感比中国的大白菜腌制的酸菜要酸很多，味道也比不上。

    我吃一口馒头，用勺子喝一口汤，只是咖啡勺太小了，吃得太慢让人等着不好，所以我干脆放下咖啡勺，端起盆子直接大口喝了起来。这顿早餐虽然简单，却也是我将近一个礼拜吃的最像样的饭了！

    在喝完最后一口汤后，我手里拿着半个馒头就随着王工长出门了，门口停着一辆公交车，里面已经坐满了中国工人，人们见我上车了，都和我打着招呼，他们有的人是认错了，有的人知道情况，就告诉不知道的人说：“整错了，这是阳阳他哥！”

    “啊？这也太像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嗯呢，可不，一样一样的”

    “都分不清楚谁是谁！”

    “那以后出国护照可以随便用了！”

    “那以后找对象，就可以...”

    “你拉倒吧你！净整那没用的！一会儿给人翻译说急眼了！”

    还没等我坐好，就听车里的工人们用正宗的东北话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的讲我，让我觉得很突兀，却又习以为常。从小我和弟弟出门，经常被人们分不清，每当有人问及谁是哥谁是弟时，我弟弟总是在旁边非常“机智”地对我说：“大哥，别告诉他！”

    “出发吧！”人来齐了后，王工长说道。但是那个俄罗斯司机却不懂中国话，在沉默了两秒钟后，我对司机说道：“Поехали!”

    “Поехали，да?”司机听到有人说“出发”，回过头来问了句。

    “Да，поехали!”我对着司机招招手说道：“是的，出发了！”

    之所以我沉默了两秒钟才翻译成俄语，是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以翻译的角色工作，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始做真正的翻译了。原来在木材货场，大家都懂俄语，实在不太会的，也都懂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所以根本用不着翻译，而我那个时候也只是“检尺员”、“监装”“小翻译”、“小孩”，本职工作都不是翻译。而从这一刻起，从这句“Поехали！”开始，我就真正的开启了自己的翻译生涯！

    此时是叶卡捷琳堡时间早上7点半，而国内已经9点半了，时差两个小时（冬令时）。早上的天空灰蒙蒙的，高纬度的地理环境，让日出总是姗姗来迟。我们的公交车穿行在宽敞的街道上，路边的人行道上，俄罗斯人在上班的路上匆忙行走着，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个头大多数都很高大，男人们穿着俄罗斯风格的夹克衫、皮夹克、棉服，头戴毛线帽子。女人们有的穿着羽绒服，修身牛仔裤，有的光着两条大长腿，穿着迷你裙，总之，让人感觉上班虽然匆忙，却也是看美女的最佳时机。大长腿的俄罗斯美女走在街上，那叫一个美丽光鲜，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公交车开了半个小时，停在了工地，这是一处25层居民楼项目，而工地目前只有一个两层楼高的深坑，坑里面堆放着钢筋，钢筋被排成了网状。工人们下车后有的下到了深坑里，王工长说那叫“基础”，而似乎我在老家时，我们家盖瓦房，管那叫做“地基”，但是我明白，都是一个意思，俄语都叫做“Фундамент”。

    下了车后我随着王工长和马工进了调度室，在调度室里坐着一个俄罗斯人，他是列昂尼德（Леонид），是俄方工长，一个经验丰富中年男子，在后来的相处中，让我感觉到，他沉着冷静，和蔼可亲，为人和善，和他在一起总是让人感觉到很安全。

    列昂尼德当然是一眼就看出来我不是弟弟了，而他却也对于我和弟弟的相似度啧啧称奇。我在这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调度室二楼上的那个甲方的俄罗斯老头对我说的一堆俄语，我听到后，满口答应“Да，хорошо!”，意思是“是的，好的”，但是其实我什么也没听懂。

    而过了一会儿，老头见中国工人没动静，就跑过来略显不高兴地问我怎么还没有执行，这时我仔细听后，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让中国工人把堆在工棚旁边的木头板子往里面放一放。

    在这之后，我反思了下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做翻译不比做木材时做检尺员，监装员，需要注意力集中，专注于语言交流，认真听懂，说明白，要让中方和俄方都明明白白，这工作才好做！”

    2008年的冬天，经济危机已经逐渐席卷了全球，凭俄罗斯那脆弱的经济自然是逃不掉的，工地上甲方送材料的车稀稀拉拉，所需要的建筑材料总是不能按照工期进度送达。所以工人们干活也会比较慢，活其实一天就能做完，但是王工长却特意让他们慢点干，不然干完了，就只能在宿舍歇着了。

    王工长是个不错的人，对我很客气，他有几十年的建筑工地工作经验，在从工长的位置退休下来后，被我的新老板杨总请过来当工长，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国。他业务能力极强，且非常有责任心，管理能力强，经验丰富，为人和善，话不多说，总之让人觉得很舒服。

    马工年龄和王工长差不多，都55-56岁，他是划线工出身，在工地上主要使用一些仪器来划线。马工和王工长不同，他简直是话痨，第一天见到我就开始给我没完没了的上课，讲讲历史啊，讲讲社会啊，说起话来还直拍桌子，那气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哪个名牌大学里的教授呢！而且他还有个最让人不喜欢的毛病就，是吧嗒嘴，没完没了的吧嗒嘴，不过可以说，他是个好人，人不坏。

    而同样坐在这个调度室里的俄方工长列昂尼德就很安静，他不像马工那样，在屋里抽烟，而是到外面去吸，但是马工不讲究，屋子里全是烟，所以他也干脆就在屋子里吸了，真所谓近墨者黑，到头来，最难受的还是我这个不吸烟的人。

    我被他们熏得难受，就出来去工地转转。工人们大部分在基础里干活，从地面下到基础要走一个木梯子。这个梯子搭得好生险恶，梯子两边的支架很细，脚踩在上面颤颤巍巍的，让我感觉很恐怖，但是见工人们来回上蹿下跳的，似乎没啥事，于是我壮着胆子下到了底部。

    在基础上有很多摆成网状的细钢筋，钢筋工用细铁丝和一个细小的工具将钢筋交叉部位绑起来，动作迅速且熟练。

    技工们大多不吭气地工作，而年轻的力工们却在一旁打闹着。一个叫做小伟的力工和另一个叫做二楞的力工一前一后的互相追逐打闹着，引得旁边的钢筋工组长老潘在一旁直晃脑袋，嘟囔着：“哎，这些年轻人啊！啥也不是，还不上进，一会儿那老王出来看见了，不得骂他们啊？！”

    钢筋工老李摘下毛线帽子，脱下手套，用脏兮兮的一只手挠了挠光秃的头顶，说道：“这帮**崽子！骂他们是轻的，弄不好得扣工资！”

    “米翻译，你说说他们呢！”在一旁支盒子的木工老马对我说道。

    “呃，这个！这方面不归我管，我是翻译，不是领导”我机智化解道。

    “哈哈哈，你们兄弟两个都挺好的，阳阳也可好了！”老马笑道。

    “不像原来在这儿当翻译的那个大王八！一天天净事，不好好当翻译，老想管着工人！”木工小马（老马的儿子）说道。

    “人家是大王，让你们乱叫的！”钢筋工老李说道，他从秃顶上挠下来一片雪花纷飞后才感觉一阵惬意，然后重新戴上了毛线帽子。

    “那个大王八啥时候来啊？我他妈不干死他的！”力工小伟走了过来说道，然后刚要继续说话，忽然听见力工二楞从后面跑了过来，吓得赶紧往前跑。二人又开始嘻嘻哈哈地追逐了起来，二楞还不小心把钢筋工老潘刚刚摆好的钢筋给踢乱了，气得老潘在后面一顿咒骂。

    但是这两个年轻力工似乎拥有无限的力量消耗不掉，不停地互相追逐。小伟见二楞马上要追上了，慌不择路，跳进了木工房，只听见里面一声惨叫，接着小伟呼得又从木工房里跳了出来，倒在地上打滚。是的！扎脚了，木工的克星-钉子！在工地上，尤其木工作业的地方遍地都是......

    中午到了开饭时间，工人们吃着早上从宿舍带过来的馒头和豆腐汤，馒头是伙夫自己蒸的，豆腐是从中国市场买来的黄豆，工人们自己做的，在这里不只一个人会做豆腐，可谓人才济济。

    这时我肚子也饿了，早上匆匆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碗酸菜汤，肚子早已经咕咕叫了。我进了调度室，见王工长和马工并没有吃饭，而列昂尼德则穿上衣服出去了，可能是吃饭去了。

    我没好意思问王工长，我们为什么不吃午饭，但是也猜到了原因。肯定是“领导们”没有交代给王工长和翻译午饭特意准备小灶，而王工长和马工却不好意思和工人们一起吃馒头喝豆腐汤，所以就只能挨饿了。因为一早上我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吃了一部分的俄式面包，那种很硬，一点不松软的俄式主食！

    没有午饭吃，我肚子饿得实在难受，就问王工长要不要去门口的商店买点吃的，王工长和我一起去商店了，但是马工说自己不饿，不吃午饭了。

    我买了一盒俄韩式方便面，还买了一个面包，王工长也买了一盒韩式方面便，他调度室桌子上还有些吃剩下的面包。

    我想了想，又要了一瓶酸黄瓜，算是咸菜就着吃面包。

    “那马工午饭就不吃了？”我问道。

    “谁知道他小子了！”王工长说道，意思是说既然他舍不得花钱吃午饭，那么我们也不能管太多了。

    虽然王工长的意思是不管他，我们自己管自己，但是我还是给马工买了一盒方便面。

    回到调度室，我把面给了马工，开始他不吃，但是已经买回来了，他还是和我们一起吃了方便面和面包，就着酸黄瓜。

    韩式方便面味道真的不咋地，加上我本就吃不惯的俄罗斯面包，就算就着酸黄瓜吃，可是这午饭总是觉得没味道，要是能有点肉，香肠啥的就更好了，可是那需要花更多的钱，而且是自掏腰包！

    吃完了方面便，感觉很热，都出汗了，屋里暖气也很热，我就出去走走。由于经济危机，工地上的事就很少，所以来了也没太多事情可做。我在调度室门前散步，见工地门口还有两个小工棚，里面有俄罗斯人正在吃午饭，我开门进去，里面坐着一个大个子俄罗斯小伙，他是季玛，是工地上的电工。季玛很年轻，比我还小一岁，个子很高，将近一米九了。他说他认识我弟弟，还说我们长的太像了。

    这个季玛一看就是喜欢咋咋呼呼的，坐在那里吃个饭也不老实，一边吃着，一边和我聊天，手里还时不时摆弄几下他的工具。而且在向我吹嘘自己的女朋友的事情时，还总是挤眉弄眼的，简直一活宝。

    季玛边吃饭还边侧头看向窗外，突然像是呛到了，忍着咳嗽对我说道：“咳咳咳，安德烈，你快看！”。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一美女，确实这个俄罗斯妞打扮得非常带劲，脸看不清楚，但是身材却非常棒，身高估计得180左右，非常纤细，穿着一个短裙，短款上衣，站在一辆停在我们刚刚去买东西的商店门口的蓝色汽车后面，在往后备箱里摆放买来的东西。

    我发现，原来季玛这个位置是可以看向街道的。后来我注意到，他每次坐在那里吃饭时总是会侧头盯着街上看，一看到有美女出现，立马来了精神，开始眉飞色舞起来，有一次还吹了一声很响的流氓哨，引得小姑娘冲他竖中指。

    季玛是每天住在这里的，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所以难免会寂寞，而在他住的房子侧面还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一个乌兹别克斯坦人住的，他是开推土机的，也是常年驻扎在工地，背井离乡。这个人约莫有40多岁，一头乌黑厚实的头发，看起来比中国人的头发要黑很多，而且头发丝很粗，留着漂亮且茂密的唇髭。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人同住的是一个秃顶的土库曼人，他的头发不是黑色的，有点偏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

    我一般不是很喜欢与“黑毛子”过多交流，这个原因前面写过。因为在俄罗斯有很多这样的中亚移民，他们在这里大多无正当职业，有的做黄牛，有的在工地干活，有的无所事事，偷鸡摸狗，而有的甚至是黑社会，尤其在各个城市的中国市场，都会有一群有“黑毛子”组成的黑帮团体，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收取保护费。

    这些人会贿赂当地警局，然后占据自己的区域，向区域里中国商户的收取保护费。当然，他也不白拿，有些事情和纠纷他们也会帮忙处理下，但是如果有人不交的话，那么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每年在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市场这个“江湖”里总是会发生些悲惨的事情！

    季玛吃完午饭，也没有洗盘子，往桌子上一丢，嘴一抹就倒在床上睡觉了，因为他晚上还要值夜班。

    我从季玛的房子里出来，瞬间感觉外面的空气要清新得多，刚刚一直被屋子里的脚臭味熏得呼吸不过来！

    我盯着工地看，工人们也都吃完饭了，开始下到基础里干活去了，而被钉子扎脚的力工小伟脚上缠着纱布，一瘸一拐地从库房出来，往工棚走去。

    我打量着基础，忽然发现原本应该呈长方形的基础的东南方向的一角却是个梯形角，这让我感觉很纳闷，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对于建筑，我是个小白，也许就是那样设计的，管他呢，工地这么多人，难道就我一个人看出来了？！

    这时我发现，有些背着书包的学生往那个梯形角所在的位置的东侧走去，原来那里是一所中专学校，俄语是“Техникум”，和中国的中专差不多，相当于中学毕业后没有上高中，直接去了技校了。

    “王八犊子！你下来！”这时忽然有工人在冲着工地旁的一处高层居民楼叫骂，还指指点点。

    我跑过去，问明情况，二楞指着居民楼中间的位置说道：“刚刚有个毛崽子，站在那里冲着我竖中指！妈的，我非得上把他从楼上扔下来不可！”说着二楞就往居民楼的方向冲去。

    我见状赶紧伸手去拽，却拽了个空，这时身后有人拉住我说：“没事，不用管，你就看着吧！”

    原来是大个子钢筋工张大牙，呲着一口大黄牙，贱笑着，看着二楞。二楞愤怒地往前跑了几步后，发现并没有人拉着他，站在原地指着楼上骂了几句，又回头看了看工人们，招手让大家跟着他一起去找楼上的俄罗斯小孩算账，但是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他的身上了，没人理会楼上那个比手势的俄罗斯小孩儿了。于是二楞踌躇了几步后，就灰溜溜地回来了，还不忘记说一句：“要是不看他是个**崽子，今天非得冲上去把他薅下来！”

    二楞走到人群后面，冲着小伟小声地说着啥，小伟委屈地说道：“你看我这脚都扎成这样了，咋拦着你啊！”

    二楞的话虽然没有被听见，但是小伟的话大家听的清清楚楚了，感情二楞肯定是说：“你咋不拦我呢？！”，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晚上到了下班时间，接我们的公交车停在工地门口，工人们早就等在那里了，在公交车门打开的那一刻，就听见哄得一声，我刚刚从调度室出来准备坐车，还以为出啥事了呢，原来是工人们为了抢座位，在门口拥挤，只见张大牙率先跑过去，一个卡位，而木工王有财也冲了上去，接着后面的人都开始往前拥挤，结果大家都卡在门口动弹不得，挤得直喊，后来张大牙用手使劲把王有财推开，他才窜进了车，其他人也像终于疏通了的马桶一样，都顺利上了车。

    等工人们都上了车后，我和王工长，马工也上车了，当我们三个人坐下来后，发现竟然还有两个空座，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工人们究竟是在抢个啥！明明座位是够的，可是他们却争来争去，难道是存心想让俄罗斯人看到我们的“素质”吗？

    公交车穿行在城市街头，路两边都是装修时尚的各种商店、咖啡厅、美容沙龙、人来人往，走在下班回家路上的俄罗斯人，这一切似乎与我这个外乡人并无太大瓜葛，这里并不是我的“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