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而不记录未发生过的事情，过去没有的并不意味着将来没有，未来不是历史的再现，技术进步的本质正在于其不可预知性。

    回顾齐国数十年来经济发展，尤其是所谓的“工业革命”以来的进程，就会发现“革命”来自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发明，也包括制度创造。

    如果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制度，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无畏地涌入市场，也不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本。

    如果没有专利法和鼓励创新制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发明。

    如果没有日趋完善的商社（公司）制度，这些发明也不会创造那么大的价值，当然，先进的工业也就无法诞生。

    齐国的所谓“工业革命”无疑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由商社和个人技术创新引发的，但是将它们转化为真正的产品，并能影响社会的却是商社（公司）。

    商社（公司）是一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创造物，或者说，除了国家，商社（公司）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组织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商社（公司）的出现丝毫不逊色于文字、火药、蒸汽机的发明。

    作为一种最特别的“机器”，商社（公司）制度是技术的放大器，使技术创新变成真正的财富。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两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或许是现代公司最早的起源。作为殖民时代的工具，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们都拥有国家特别授权，除了一般生产和贸易，还可以对外征服、统治、宣战、媾和，包括组建军队和发行货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名为公司，实则与国家无异。在以后的很长时间，英国与荷兰的竞争，其实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

    从商业结构来说，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作为股份制法人公司，已经与传统的合伙企业大相径庭，它们都实行无记名制，也就是合伙人以陌生人为主；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决策权交给董事会，如果投资人不同意，可以转让或出卖自己持有的股份；与传统经营者不同，股份公司经营即使失败，它也不需要承担债务，更不会倾家荡产，它唯一的“资本”就是创造力和才干。

    另外，公司是永久存在的实体，具有独立于股东之外的法律地位。

    荷兰东印度公司初始资本为650万荷兰盾，英国东印度公司仅为7.2万英镑，几乎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

    对投资人来说，资本属于永久性投入，虽然可能会获得分红，但却不能指望这笔投入会被很快返还。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最初八十年间，分出去的红利共计达到原有资本的2000%（受繁荣的对齐贸易，使得该公司经营收益远较历史上同期更高），使得它成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也是最富有的私人公司。

    1643年，齐国仿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以王室和政府为主导，招募大量社会资本，也成立了一家对外贸易殖民公司--印度商社。

    虽然在1665年，为了避免印度商社一家独大的地位，政府将其分拆，变成印度商社和孟加拉商社。

    但历八十多年的发展，印度商社已然成长为齐国最大的贸易商社，拥有超过一百三十多艘商船、三万余员工和六千多人的武装护卫，每年的股息高达30%以上，总资产规模达一千五百万元，累计红利更是超过3200%。

    这意味着，一名投资者若是当年仅投入一万元资金，仅凭数十年的分红，就能获得超过初始投资的32倍的收益！

    曾有人粗略估算过，从1650年到1720年，印度商社先后从印度地区赚取（掠夺）了总值为2亿金圆的财富。

    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是齐国“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齐国对工业进步的投资，尤其是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

    在17世纪下半叶，大齐帝国以汉洲本土为基、印度次大陆为支点，无形中构建了一个稳定的印度洋贸易新秩序，并进而推动了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整个欧洲地区的贸易全球化。

    齐国的强大和富庶，使之成为无限可能与机遇的应许之地，在这里，拼搏精神盛行，法治健全而可靠。

    当移民踏上齐国的土地，就会把过去的烦恼抛在脑后，祖先的那片故土所有包袱都从灵魂中抽离，成为自由奋斗之身。

    就此而言，齐国不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它更多的像是一种信仰。

    人们心仪的是未来可期，而不是过去的糟粕岁月。

    有激进学者自诩，齐国就像这个世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灯光会帮助那些寻求光明的人”。

    站在十五层高的印度商社总部大楼下，范阿贵虽然还不懂啥叫“全球明灯”，但看着这栋巨大而高耸的建筑物，以及它反射耀眼阳光的大片玻璃幕墙，惊愕地嘴巴就没合拢过。

    这就是大国气象！

    这就是他心中梦想之地！

    对于齐国来说，建业城仿佛齐国的动力心脏，永久不息地跳动着，马路交通纵横往来，工业机器猛烈咆哮着，各种设备不断嘶鸣着；工厂的黑烟染黑了天空，机器互相碰撞，火焰迸发，车轮转动，活塞推进气缸，齿轮紧挨着齿轮，传动带勾住巨大的鼓轮，转炉将熔铸钢铁的烟雾喷向浓烟密布的天穹。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工厂，以惊人的效率，生产制造出成千上万的商品，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世界任何角落中的消费者。

    而以印度商社为代表的诸多齐国对外贸易公司，则承担着工厂和世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将无数的商品倾销至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又将海量的原料和金银带回齐国，从而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贸易循环。

    在秦国境内，许多传统商帮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大量的商人会馆，如徽商会馆、扬州会馆、山陕会馆，这种基于乡土地缘的商人集团，在本质上仍停留于农业时代。

    相比之下，像印度商社总部大楼这种高大建筑则代表着工业化城市时代的现代公司。

    尤其是数年前，帝国敕令院颁布了最新的《公司律》，将早年太祖皇帝时期就提出的股东对商社（公司）债务承担的风险仅限于其出资额的建议变成了法律。

    这使得个人和商社（公司）可以在不承担无限偿债的责任情况下进行商业活动，从而吸引社会更多投资和创业者，由此进一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公司”二字在中国古代出现得很早。

    孔子曰：“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

    庄子曰：“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

    如今，在齐国，各类股份商社和私人合伙商社数量与日俱增，尤其与传统重商主义时代所不同的是，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商社逐步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商社，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正如秦国某位重臣出使考察齐国后，呈给乾元帝的奏章中所言，“齐人每有创建，皆商民合凑股份，谓之曰商社。虽数千万金，不难克期而办。凡修路开河，穷天究地，制造奇器，创置新埠，罔不恃此，所谓众擎易举也。而我大秦兴建大事，辄须动用国帑，夫安得不自阻？……”

    而齐国学者则对日益崛起和扩大的商业组织也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一个国家之发展和进步，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亦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帝国的功能和效用提高。”

    在进入18世纪以来，齐国走向现代和自由的步伐明显加快。

    绍宁十六年（1702年），废除《贸易进口管制律》，取消诸多进出口限制。

    泰平十九年（1723年）颁布《工厂劳动法》，保障工人劳动权益。

    泰平二十一年（1725年），通过《公司律》。创立公司从一项特权和政府管制变成一种国民权利，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

    它第一次允许人们在国家和政府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自由自愿地组建一家企业，支持着现代公司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使陌生人之间建立一种现代性的信任关系，这使公司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家族企业。

    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的注册，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

    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齐国由此真正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在齐国境内，永安（即巴达维亚）因为是原荷属殖民地总部的缘故，故而拥有大量的欧裔居民。而建业，则因为作为齐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移民纷至沓来，从而存在数量不少的外国人面孔。

    废黜的南洋土邦王公，腰缠万贯的印度土王，充满异域风情的波斯舞姬，失势避难的奥斯曼权贵，还有无数怀揣发财梦想的欧洲冒险家……，形形色色，各种移民汇集于此。

    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耳边不时传来各种语言。一位来自秦国的老板，在街角开了一家餐馆，口味独特，食客络绎不绝。

    一个来自波斯的舞者，在广场表演热舞，吸引了不少观众。

    在这个城市，肤色、语言、宗教不同，但他们彼此接纳，相互融合，创造出多元而繁荣的文化。

    范阿贵现在已经对这些“红毛绿眼”的夷人不再感到惊异和稀奇了，看的多了，也就那样。听范兴保说，别看有些夷人一个个穿得人五人六、衣冠楚楚，在齐国境内也没啥政治地位的，在政府和军队中也很难有大的发展前途。

    他们也就是在商业领域，或者科学研究领域有那么一些出挑的人物，受到政府的些许重视。

    这齐国，终究还是咱们华夏民族的国度。

    “这是哪里？”范阿贵抬头看着眼前又是一栋高高的大楼，不由好奇地问道。

    “建业证券交易所。”范兴保仰头看了一眼大楼，脸上立时露出一丝狂热的表情，“你们知道吗？这里每天产生的交易额都是数十上百万元，绝对是咱们齐国最有钱的地方。”

    “啥是证券？……啥是交易所？”范阿贵愣愣地问道：“每天交易数十上百万元，莫不是大钱庄？”

    “大钱庄的钱都是死钱，这交易所里的钱，可都是巨额的活钱！”范兴保说道：“在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的商社，全都是身价数百万的大商社。一些具有高额回报率的商社，比如印度商社、孟加拉商社、南洋商社，它们发行的股票，每股可以卖上几千块！就这，还不一定买的着。瞧见那些进进出出的经纪人没？人家凭借撮合股票交易，一天赚的钱比你几个月都要赚得多。”

    范阿贵顺着范兴保指的方向望去，就见数名证券经纪人倚在大楼前的圆柱前，一边悠闲地叼着烟斗，晒着煦暖的阳光，一边眼光扫向往来交易所大楼的行人，以期寻到潜在的交易客户。

    感受到范阿贵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时，他们神色倨傲地扬起下巴，似乎根本不屑于同他们进行任何眼神交流。

    一群乡下来的土包子！

    随着齐国金融业的发展，证券经纪人在这个行当中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他们的专业性，以及长期跟踪某几家公司，对其内情尤其十分了解，因此经常向一些投资者提供咨询，并促成交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收取一点佣金，对于整个交易额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如果交易量足够多，金额足够巨大，那么他们的收入也是极高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全依赖名声的行业。一个证券经纪人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他是否为交易双方都提供了优质的服务。一次不谨慎的建议，完全可能毁掉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而这往往意味着他们收入的急剧减少，并被一些人冠以“黑嘴”的恶名。

    在齐国境内，除了建业这家证券交易所外，在大兴（今澳洲布里斯班市）和桂州（今澳洲珀斯市）也各有几家竞争性的证券交易所，全国共有五千多名证券经纪人，每天的交易额超过三百多万元。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除了十几家大型对外贸易公司外，还有众多生产制造工厂、铁路公司、运输公司。

    在1680-1700年，全国创办铁路公司的高潮时期，齐国先后成立了二十多家铁路公司，其资本总额高达三千五百万元。

    仅1720年一年，投机者和投资者就可以拿出四千万元来购买和交易铁路股票和铁路债券。

    为了开辟一条新的铁路线——前提是这条铁路能带来大量的预期收益，一个精明的企业创办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几百万元资金。

    可以说，铁路建设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成为齐国工业增长独一无二的刺激因素。到了1725年，铁路累计投资比所有的非农业投资总额还要大，超过整个国内非居民资本形成的40%。

    铁路的引入，开创了机械化、销售与生产规模扩张的新时代，创造了资本、信贷市场和新的职能形式，发展了国民经济一体化的新区域模式。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新世界诞生了”。

    范阿贵听得半懂不懂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些新奇事物的感叹。

    齐国，是真的有钱！

    记得好几年前，大秦朝廷要治河，征集山东、河南两地数十万劳工，听说户部也就掏出了八十多万两银子，还是千难万难，东拼西凑才弄出来的。

    结果到了齐国，人家一个什么证券交易所，几天的交易额就能达到这个数目。甚至一家大型商社的资本，就动辄数十上百万之巨。

    那个印度商社，就更没法比了，说它富可敌国，也是毫不夸张的。

    “我也要发大财！……他日定要风风光光地回到秦国去！”

    范阿贵回头望着那栋高耸的建业证券交易所大楼，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强烈的内生动力。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