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我们提到，周世宗柴荣在临终前对朝堂进行了精心安排布局，确保整个军政体系里面，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巧妙地完成相互制衡、相互牵制的闭合。这样一来，朝中文武百官既能够高效运转，又不会沆瀣一气。

    计划很完美，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很快还是出问题了。并且导致出现问题的，正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柴荣委以重任的人。

    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呢?

    继位后，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柴宗训就正式接过国家权利的接力棒。按照往常的惯例，新帝继位，需要大赦天下，并封赏文武百官，以示皇恩浩荡。

    7月19日，朝廷颁布诏令，原宋州节度使兼检校太尉韩通，改任郓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戍守汴梁的东北方面。原许州节度使赵匡胤改任宋州节度使，仍任殿前都点检，兼检校太傅，戍守汴梁东面。

    此处划重点，请各位友友们记着“宋州”的宋。

    张永德继续担任许州节度使，进封开国公。同时，将李重进调离汴梁，来一个“明升暗降”，让他领着侍卫军都指挥使的头衔，兼淮南节度使，打发他去扬州上任了。

    关于这个任命，朝廷方面官方给出的理由，也很是冠冕堂皇：“淮南是我后周新征服的领土，南唐政权可能贼心不死，实在是太有必要派一名堪当重任的皇亲国戚前去坐镇，非李爱卿莫属呐！”

    同时，授向训为西京留守，被打发到洛阳上任去了，戍守在汴梁西面。顺便提一下，因避讳皇帝柴宗训，向训改名为向拱。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采用前面老传统，仍然称呼他的本名吧。

    柴宗训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因为这次集体升职加薪，让本来就暗潮涌动的汴梁官场，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更是直接敲响了后周的丧钟。

    为啥这么说呢？

    各位友友们，让咱一道来，仔细盘点下此时禁军两支队伍的主要将领。

    首先，在侍卫军方面：一把手李重进，被外派到了扬州。二把手韩通，虽然忠心耿耿、执行命令不打折扣，却又行事鲁莽暴躁。三把手侍卫马步都虞候，由原来的四把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接任。四把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由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高怀德补上韩令坤留下的“萝卜坑”。五把手，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调离出京，到陕州担任节度使，由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令铎接任。

    而殿前军方面：赵匡胤担任一把手都点检，淮南节度使慕容延钊改任二把手副都点检，石守信依旧担任三把手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任四把手殿前都虞侯。

    这些人的名字，大家是不是有些耳熟？

    没错，韩令坤和慕容延钊两个人，那可是跟赵匡胤同学在一个军区大院里面，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相当于王朔和冯小刚那种关系。

    高怀德是赵匡胤的亲妹夫，张令铎后来成为赵匡胤的弟弟赵匡美的老丈人。而石守信和王审琦两个人，那更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曾经在一座破庙里面歃血为盟，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

    换句话说，在如今的禁军高级将领中，除了李重进和韩通，其他人全部都是赵匡胤同学的心腹！

    你以为只有这些吗？No！远远没完。

    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仅仅只是武将。此时，在柴荣留给儿子的“四大顾命大臣”中，宰相王溥早已和赵匡胤“暗送秋波”，另一个宰相魏仁浦，他的儿子娶了赵匡胤的儿子，两人是儿女亲家。

    瞅瞅，可怕不？

    换句话来说，此时后周朝廷的军政两个池子里面，除了侍卫军一把手李重进、二把手韩通外，其余可全都是赵匡胤的鱼。

    扬州的李重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韩通呢，又是个妥妥的“钢铁直男”，缺少政治手腕，难免有些孤掌难鸣。

    谁才是背后的最后大赢家？答案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此时的后周还能不能撑下去，还能够撑多久，全凭着赵同学对老伙计柴荣到底有几分忠诚了。

    参加完柴荣的葬礼，又向后周新帝的继位表示了热烈祝贺，南唐纪国公李从善和使臣钟谟也该动身返回江南了。临行前，柴宗训很热情，赐给南唐代表团不少礼物，又派翰林学士王著将他们送到睢阳才离开。

    回到南唐后，李从善等人立即将柴荣的话一字不漏转述给了李璟。

    “柴荣果真是这样说的，他果真不介意咱江南训练军队、整顿城防？”

    “千真万确，主公。这正是柴荣最后的政治遗嘱。”

    反复确认后，李璟这才敢修建加固金陵城墙，并且下令各州县如果有不坚固的城墙，也一并进行修缮。同时，增加守卫戍兵人数，计划迁都于洪州，升洪州为南昌府，建南都。

    有句老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正忙着修城墙的南唐，很快就又惹上了麻烦。

    还记得后晋时期，徐知诰为了离间契丹与中原的关系，经常时不时上点眼药。在契丹使臣高霸访问回国途中，趁着他们吃喝火锅唱着歌、走到淮北后晋境内时，徐知诰命人扮成麻匪，直接给他们来了个“一锅端”，顺便将自己赏赐给他们的金银珠宝又带了回来。

    只是，当时的石敬瑭对耶律德光处处谨慎侍奉，每年纳金帛三十万，还经常进奉珍玩宝物。契丹调查一番后，在与南唐的海上贸易，和与后晋的“父子”利益关系中，一番权衡利弊后，最终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