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坐着十多个青年。王钟平倚在门边，透过昏黄的灯光，看着正侃侃而谈的王钟吾，眼里冒着火。“小鬼子已经打到咱家门口了，再不站出来跟小鬼子干，咱家就没了，姐妹就要遭殃了。”王钟吾将众人看了一遍，接着说道，“我们这些男人，有责任保卫家乡，保护姐妹。”“两手空空的，”有人提出了疑问，“怎么和小鬼子干？”王钟吾回答：“家里有刀的，就拿起刀，家里有老铳的，就拿起老铳，家里有土炮的，就抬起土炮。”“俺哥跟俺嫂说了，再去他老丈人家要点钱，买几杆枪。”王钟平插了话，“俺嫂明天就回娘家呢。”“你做教书先生做得好好的，怎么玩起了刀枪？”有人这样问。“我可想教一辈子书，永远不碰刀枪的。可是，小鬼子打到咱家门口了，”王钟吾慷慨激昂地说，“我不能做孬种！”“小鬼子离咱这儿还有好几百里地，远着呢。”说话的人打了个呵欠，“天不早了，俺得回家睡觉了。”“俺也得回家了。”众人站起身，往外走时，王钟平横跨一步，堵住了门，大声质问：“你们还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吗？你们跟俺这些娘们一样，也蹲着尿尿吗？”众人低着头，不作声。“你们怕死，姑奶奶俺不怕。”王钟平对王钟吾说，“哥，俺报名当游击队！”“你还是在家刷盘洗碗吧。”有人这样说。王钟平转身跑出去。众人走出门，王钟平将碗啊盘的，摔了一地，高声叫道：“从今以后，我不刷碗，不洗盘子了！”

    “我姑姑被救出来时，人已经不行了。”王老师这样说时，我正好看到了那个时刻。我的心抽了一下，爪子僵住了，动弹不得。王钟平的叫喊声，还有她那张咬牙切齿的脸，就定格在我面前。

    “我姑姑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对胡园的轻轻一笑。也许，正是我姑姑那个满眼含爱的微笑，让胡园做出了一生不娶的决定。”王老师泪里带笑，笑中带泪，“我姑姑葬礼那天，我们白马村的人，上起老人，下至孩子，凡是能走动的，都来了。周围村子里的人，也来了不少。吴晓光也带着他的兄弟们来了。”我想拨动空气，看看那个千人共哭的场景。可是，爪子僵硬着，不能动一下。

    其实，真正阻止我拨动空气看那悲伤一页的，是我不愿再见苦难的心。目睹孔校长一家七口人倒在血泊中，伤口汩汩冒血的惨状时，我就告诫自己，遇到血腥的场景，不要去碰触，任由它湮没在历史的深处好了。毕竟，那殷红的血，除了诉说抗争的决心，演绎生命的悲壮，书写人生的倔强，也彰显了那个时代亿万中国人惨遭凌辱的命运。想像王钟平那满眼里的爱，还有她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已经让我肝肠寸断了，要是再看到那个场景，见到王钟平那全身的伤与痂，尤其是一个女人最敏感部位的脓与血，我会对人类产生更深的恐惧与鄙视的。世上再也找不到哪种野兽，其冷酷与凶残，能比得上侵略者的万分之一。而他们在地狱里的张牙舞爪，鄙视历史公正审判的行为，让我更加痛心。尤其是那些理直气壮地为太郎辩护的知识界精英，武士道精神的鼓吹者，满嘴正义却给几亿人带来灾难的法西斯，更叫我痛恨不已。是他们的军国思想，把本该有爱心的少年变成了含笑杀人的恶魔。

    “在许多人的眼里，吴晓光是我爸一生的敌人。”王老师的眼睛里闪烁着点点泪光，“在营救我姑姑的时候，吴晓光是倾其所有。我爸就是用那些手榴弹，打痛了鬼子，才让鬼子把我姑姑放出来的。”“吴晓光老师曾是我的同事，”冷老师接上了话茬，“他跟我说过他和王司令的一些事情，但大多是点到为止。我那时年轻无知，口无遮拦，什么都要争论。哪怕我说的不是人话，吴老师也不跟我计较。”“吴晓光比我爸大四岁，但他显得老成很多。在南山小学教书时，他和我爸是同事，进北水县军事培训班比我爸早一年。当时，他劝我爸跟他一起去，但我妈那时刚怀上我哥哥，呕得特别厉害，我爸走不开。我哥出生百日后，我爸就去了培训班。就是在培训班里，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王老师笑了笑，接着说道，“一个成了共产党，一个成了国民党。抗战时，他们有竞争，也有合作。1946年，他们成了真正的对手。”冷老师说：“吴晓光被释放后，拒绝了所有安排，只要求回南山小学教书。那时，我也在小学教书，跟他做了同事。”

    “在组织批准他做教师之后，他曾到东州找过我。”王老师笑了一下，“那一天，有人打电话找我，直接呼我的小名。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对方是谁，只得硬着头皮问。他说：‘我是吴晓光啊！’我吓了一跳，差点把听筒吓掉了。他说自己自由了，政府批准他教书了，要到东州见我一面。我不想见他，就推脱事情太多。他说：‘你爸有样东西一直在我这里，我想当面交给你。’我想也没想，就断然拒绝，并且告诫他：‘你别以为我还是那时的小女孩了！’我以为他会知难而退的，没想到他到东州，找到了我工作的学校。”王老师端起茶杯，又放下，“有一天下午，我正备课，传达室里的人找到我，说有人要见我，问他的姓名，又不说，只说是爸爸的旧同事，看样子，是个当过兵的人。我以为是爸爸的战友，到传达室一看，不认识。他看着我，不说话，只是笑。我问：‘您是爸爸的战友吗？’他不回答，还在笑。我又问：‘您跟我爸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他笑了笑，问道：‘你真不认识我了？’我点点头。他说：‘我可认识你。你长得跟你妈一样，说话的口气像你姑。’这声音有点耳熟，我正想在哪里听过时，他又说话了：‘那一次，我在北水河上要是把你杀了，这世上，可就少了一个小美女。’知道站在我面前的就是吴晓光，我两腿发软，跌坐在凳子上。他笑了笑，说道：‘你们老王家没人这么胆小吧。’我站起来，质问道：‘跟你说了不要过来，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过来？’他没有说话，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递到我面前：‘这里面的宝贝，我替你爸保存了好多年，现在交给你，也算完璧归赵了。’我迟疑了一下，接过来，要打开纸袋。他急忙制止：‘现在不要开。等我走远了，看不到我，你再打开。’说着，转身往外走。他努力保持军人的腰板，但还是有点驼背。我追出去，对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吃个饭吧！’他停下来，笑了笑，说道：‘你这一点，像王钟吾。’‘我请你吃饭，’我生硬地说，‘是因为你是老乡。’‘我自由了，要做老师了，但还是有历史的人。’吴晓光笑着说道，‘为了你的前途，我不吃你的饭了。不过，你的心意我领了。’他这样说，我也就不再坚持。回到办公室，我急不可待地打开文件袋，发现里面只有一本书，蓝色的封面，竟然是《共产党宣言》。”

    众人吃一惊。王老师喝了一茶，说道：“扉页上有我爸的签名，还有日期：1936年10月2日。我忽然想起来了，我爸说过，他在抗日军官训练团时，丢了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因为培训班经常突击检查学员的私人物品，他最大的担心，就是被检查的人发现了，上报到县党部，自己因此丢掉脑袋也不是没有可能。后来，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现，也没有人告发，我爸才一天天放下心来。”“这件事，我和王老师分析了，”蔡老师插了话，“我们设想了许多种可能，但都拿不准。”“最有可能的，”王老师推测道，“应该是在某次检查时，已经当了教员的吴晓光查到这本书，就把它藏了起来。因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他把我妈妈，还有我哥哥抓到南山小学时，说跟我爸是君子之争。他要是小人的话，我爸坟头的树，都要成材了。”“那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委任状。”蔡老师补充道，“那是国民党拉拢我岳父的。”“这张委任状，我早就见过。”王老师解释道，“那一天，他让我们把那个委任状交给我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