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天，太阳出来得较晚，我们点着灯吃了早饭，老书记借着星光，去寻找拉车的马，出门时吩咐我们多穿点衣服，准备好积草用的工具。

    不一会工夫，老书记回来了，我出去帮着老书记套好车出发了。显得很忙碌的狗狗也跟着出发了，和往日一样我将它们抱上车，老书记轻轻拍了拍它们的脑袋说：

    “好好跟着你的新主人，可不要捣乱呵。”狗狗像是听懂了，‘吱，吱’地发出了几声轻微的叫声。

    车很快到了我们打草的地方，老书记看着我们堆积的大草垛，十分高兴，夸奖了一番，他说：“队里统计了，全队共打草六十多万斤，超额完成了任务，你们打草十五多万斤，‘赛白脑’（蒙语，好）。这下我们三年之内不怕老天下大雪了”。

    老书记说话间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我们争取在卧羊前，将这些草全部集中起来，可不能把这些草糟蹋了。”老书记加重了语气。

    六十万斤？哇！真是不少，我们为之一惊，那几日我们天天翻晒草垛，知道收割的草不少，可没想到有六十万斤，这么多呵！我们高兴之余又有点惭愧，我们完成的数量仅仅是连长他们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中，还有一部分是连长他们替我们完成的。我们的人数不比他们少呵。

    老书记走到草垛旁，用叉子翻了翻，低头抓起一把草，看了看，情不自禁地说：

    “好哇！多么好的草，看来你们翻晒了不止一次啊，赛白脑”。老书记竖了竖大拇指，高兴地说。

    “装车吧。”

    就这样，我们一叉子，一叉子将草装上车，一车，一车运到大红山脚下，卸到我们堆过的草垛上。起初我们很不熟练，装草、卸草的速度很慢，效率也很低。在老书记不断地示意和指导下，我们的技能有所提高，装车、卸车的速度快了不少，老书记几次询问我们累不累，我们都说不累。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回到了家。

    老书记离开我们七十天啊，这七十天，我们真的成了原始人，成了野人。蓬头垢面，衣服脏得都要掉渣了。虱子到处乱窜，有时能从头发梢上掉在饭碗里，喝水的缸子里，吃在肚子里也不足为奇。痒得实在没办法，常常拿着梐子，站在门外往下梳。脱掉内衣放在锅里煮，扔在外面让日晒，让风吹。可这也无法消除这些肮脏讨厌的东西，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甚至担心我们不会被孤独、饥饿、恐慌打倒，会被这些小小的虱子整垮。还有我们的粮食很快就要没了，我们都不敢喝‘圪垯’子了。担心谁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留着点白面，好给调剂得吃。这些日，天天吃炒米，我们的胃已经不舒服了，肚子每天鼓鼓囊囊，胀得很难受。跑步、做俯卧撑、跳绳并非为了健身，而是为了通便。

    等待老书记的那些日，每天黄昏，我们都要将一粒小小的石子，放入老书记遗忘的一个空烟包里，用来记忆老书记离开我们的天数。若我们认为是个特别的日子，就用特殊的石块来标记，如我们寻找到红石头的那天，精心选用了一个胖墩墩的海螺化石。

    期盼等待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增加，放进去的小石粒也一天一天地增多，眼看着老书记的烟包就快要装不下了。不知是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常常心神不宁的缘故，有时放进一粒后，总觉得记错了，倒出来，重新数一遍，再一个一个地往里装。有时，听到小石粒‘叽里咔啦’的碰撞声，都觉得烦，气呼呼地扔在一边。心中发誓明天不放了，再不数了。可到了第二天黄昏，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再捡上一粒干净的小石块放了进去，过一会儿，又鬼使神差地，再一次倒出来，一颗一颗地数。再一颗一颗地装进去。越装越心烦，越数越出错，一次和一次的结果都不一样，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已经不识数了，成傻子了。

    越往后越难熬，尽管这几天的胡杨林，海龟石给我们增添了不少快乐和一些神秘的猜想，减轻了一些压力，消磨了不少时间，驱散了很多恐慌，但孤独、寂寞，还是紧紧地缠着我们，却无法甩掉，现在我们才真正地明白什么是度日如年，到了晚上，点灯的油也没了，我们之间能说的话题也不多了，有的话已说了无数遍，捡起来再说，就连上小学，尿裤子，上中学给老师的粉笔盒里放‘臭骚犊’（屎壳郎），星期日到农民地里偷拔萝卜等等。说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连六个女生的姨的姨姨是谁都摸了个一清二楚。实在是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点灯的油早已没有了，我们黑坐着，熬着。谁也不吱声，偶尔一声轻微的咳嗽声，也会让我们期盼的神经为之一颤，以为是老书记来了，就这样，在我们的精神随时都可能崩溃危险边缘，等着等着。

    在我装入小海马石，也是我们装入的最后一粒。我们终于等回来了老书记。

    美滋滋地饱餐了一肚“圪垯”子后，我们围坐在老书记身旁，老书记似乎也明白我们的意思，点燃了烟斗，冒出的烟味，我们现在不仅习惯了，不觉得难闻辣眼，反而觉得有一股既刺激又好闻的味道。也就是那以后我们开始学抽烟了。老书记也知道我们不怕他抽烟了，也不回避了。吐了一口烟慢慢地说：

    “这次离开大队这么长，‘么内’（蒙语，我）也没想到，我回去那天，公社‘达了嘎’（蒙语，领导）通知我参加全国召开的一个‘十个腾节老’（知识青年）工作经验交流会，我不想去，‘达了嘎’说必须去，是更大的‘达了嘎’点名要‘么内’去的，‘么内’没办法，第二天就‘牙步’（走）了。这一走就两个多月，我早就想家了。”老书记抽口了烟，扮了个鬼脸哈哈地笑了。

    白天老书记和我们忙于运草，还得不停地指导我们，也顾不上说别的，虽然我们猜测老书记这些日子一定是出门了，但具体干什么去了，去哪里了，我们不知道，也没好意思问，此刻我趁机问：

    “奥，是为我们吗？开了这么长的会，你那腰伤好了吗？”

    老书记哈哈一笑拍了拍腰说：

    “好啦，早好啦。”老书记眯着眼瞅了瞅我们又说，

    “那点伤，早好拉，大会‘达了嘎’还夸你们来。”

    “什么？”我们吃惊地望着老书记。老书记接着说，

    “‘么内’坐了一天一夜的车，第三天下午，准算到了报到的地方，饭后，‘么内’总觉得后背痒痒，不停地用手抓，嗨，和么内一个屋住的那个东北人，非要看看，他看了看，转身就跑了，一会儿，领来两个穿白大褂的大夫，大夫一看，二话没说就把‘么内’拉到了医院，左洗右洗。好像缝了几针。逼着‘么内’在他们那里住了两天，那几个大夫和大会的‘达拉嘎’都和‘么内’说，‘多亏了你那几个‘十个腾佳劳’用这土办法给你止了血，要不然这么大的伤口，会出人命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老书记您的伤好了我们就高兴了，我们也没什么值得表扬的。只是您的背上又多了一条伤痕，这条伤痕是为我们留下的，我们很心疼。”郑顺说。

    “不知背上的那几条伤怎么回事给我们说说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