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暗杀这种事，柳铭章越想越不对劲。

    或许真的像杨文广说的那样，对方纯粹是个想挑起宋辽两国战争的辽国贵族，想要趁机着辽使来访大宋的这个当口随便杀个宋廷大臣制造矛盾。

    只不过他觉得那也太巧了，甚至巧到他很难不怀疑这背后藏着什么阴谋。

    好在有杨文广的骑兵卫队护送，柳铭章和孙彬得以带着那名知情者回到开封府衙。

    这边屁股还没坐热，就收到知府大人留下的书信，说是宫里来了谕令传召。

    是王曾提出要赶在辽使到来之前，在皇宫里搞一场连续几天的太学讲座，邀请国子监的直讲孙奭主讲。

    而且上令还要求，务必营造出隆重的场面主要为了向辽国展示我大宋强大的文学底蕴，激发辽人对于汉地文化的学习意志，进而达到在战略上息兵止战的目的。

    柳铭章最开始不知道两阁的谕令为什么会发到开封府，直到看了受邀听讲的名单才明白，原来这次听讲的学子已经扩到到了文庙诸院。

    几乎每个学院都要抽调三到五名优秀学子进宫听讲，而对于文庙诸学子来说，这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自然不会拒绝。

    或许在辽使还未抵达这几天中，文庙还会举办一个挑选优秀学子的擂台比拼，让各院学子拿出肚里的文墨争抢入宫听讲的名额。

    但不管文庙竞争如何激烈，都和柳铭章无关，因为他早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唯一缺的只是他还没有参加过考试。

    说到科举，这个制度自隋唐兴起以来，到北宋时已经发展了五百年，在这五百多年里，士大夫阶层已经不能完全把控取士的通道。

    就拿最重视科举选士的宋太宗和宋真宗来说，在科举公平公正的制度改良上可谓贡献良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糊名制”跟“誊抄制”。

    顾名思义，糊名制这种制度，就是蒙住卷子上的名字，防止阅卷官通过考生名字给自己相熟的学子放宽批卷标准，进而形成科场舞弊现象，这种糊名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一千多年后还在使用。

    誊抄制则更为简单，是为了防止阅卷官通过辨认考生字迹来实现舞弊，所以科举考场中便培养了一批专门的誊抄官员，将每个考卷一字不差地誊抄一遍最后才送到主考官面前。

    在这样的制度推行下，几乎每一届科举都能选出大量拥有真才实学的考生。

    当然这还是在主考官水平中下时的录取标准，一旦主考官阅卷实力超强，就有可能出现一张“千年龙虎榜”将未来数十年的英贤一并纳入榜中。

    除了进士以外，吏部还会在二甲跟三甲中选出不超过四百名成绩优秀者，作为地方州、县长官的候选人。

    而三甲之中当以一甲含金量最高，一甲除了最保底的状元、榜眼、探花三名外，大多会增补到十名左右，具体看当届科举整体水平如何，少数也有超过十名的。

    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天下的学子都在竞争一甲那十个二三个名额。

    只要学子能跻身一甲，便意味着科举结束后能直接留在中枢做官，而且一甲进士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优势是“不愁嫁娶”。

    即便是寒门出身，只要能考中一甲进士，届时会有大量豪门望族拿出相貌学识最出众的女儿招一甲进士为女婿。

    这一点对于柳铭章来说诱惑力无比巨大，甚至比做宰相、做皇帝还要巨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做宰相和做皇帝，并不能让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瞬间有了爹娘，但考中进士却可以。

    嗯……

    不仅是爹娘，就连老婆也有了，而且对方还是一个知书达理对丈夫千依百顺的贵族千金小姐姐。

    才不像一千年后弄了个高考满分状元啥也不是，大学毕业后还得老老实实拼爹。

    只不过，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宋真宗挂了。

    宋真宗最后一次科举是在天禧三年，也就是公元1019年，按理说来，到了天禧五年结束，次年改元乾兴元年的1022年应该重开科举。

    但好死不死，这年的农历二月他嗝屁了。

    所以根据古代的皇帝大丧，宋仁宗赵祯需要在公元1024年秋天才能重开科举进行院试跟乡试，是为秋闱初试，等到次年的春季，届时仁宗的孝期刚好满三年，再来举办会试跟殿试。

    当然这也属于特事特办，按照往年的标准是年初春闱进行院试和乡试，到了秋闱举办会试跟殿试。

    只是在经历了皇帝驾崩权柄移交，长达六年不开恩科，这期间有官员致仕、病故、守丧、以及政治内耗等诸多因素，导致朝廷的用人压力一直很大。

    就像开封府的判官崔大海，目前就是一个人主持着两个人的工作。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因为在真宗驾崩前，丁谓矫诏贬黜了由寇准推荐的许多官员，其中就包括开封府的另一位判官，狄仁杰的十四世孙，狄棐。

    在主事官员明显不足下，开封府虽然勉强能够运作，但问题也很明显。

    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在柳铭章弄出的幺蛾子面前，各司府吏忙得焦头烂额一度濒临瘫痪，无奈之下他只能多次找上李迪，逼问调来范仲淹的事情什么时候能成行。

    一来二去找得多了李迪也很烦，在不设牧、尹的时代所有公务都压在他这个知府身上，最后干脆拿出知府官威直接把眼前这芝麻绿豆大小的司法参军撵走。

    虽说李迪仰慕寇准，但柳铭章在和他共事一段时间后发现李迪这货根本没有寇准的魄力，办起事来一点都不痛快，屁大点事磨磨唧唧的。

    原本走的传统调任流程就已经很慢了，李迪还担心范仲淹因为是他的推荐遭受丁谓一党打压，所以他没学着寇准那样亲自出面。

    直接造成这纸调令耗时两个月都没有得到吏部的批复，看着眼下的情况，估计得等到次年开春才能落实下来。

    至于说他被刺杀这件事，皇城司只是临时负责维持治安，就像杨文广说的那样，别说他柳铭章是个开封府司法参军，就算是个平民百姓被追杀，救人也在杨文广的工作范围内。

    只不过除了当街救人以外，如何追缉刺客这件事却不在杨文广的工作内容中。

    一旦辽使访宋的行程结束，辽使归国继而撤去皇城司的临时防卫，仍未解决的刺客问题最终还是会交到开封府的手中。

    想到这里，柳铭章大骂了一声“该死的丁谓”后，又一头扎进了他的“倒丁大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