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重振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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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成康之世

    朱由检的解释,弥合了礼运篇的矛盾,让群臣连连点头,认为这个解释很顺畅。

    就连刘宗周,虽然认为皇帝的解释有私心、有不够圆融的地方。但也同样认为这个解释,要比之前强得多。

    礼运这篇文章,也能从之前的尴尬境地解脱出来,重新被儒者研读。

    不过,这篇文章的解读,仍旧是存在风险的。因为一定会有士子被古人注释所影响,把天下为公解释为禅让制。

    朱由检为何要冒着风险,以这篇文章为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儒家发展到现在,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惟有把当前的小儒,转向大同之儒。才能让儒生不沉迷于繁杂的礼仪和典章,而是向大同之世迈进——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向理想和目标而努力。而不是没有追求,逐渐变得庸俗。

    这是关系士风、甚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大问题。

    朱由检想通过重塑理想,让大明拥有汉唐那样的昂扬气质,重塑社会风气。

    而不是让儒生越来越庸俗化,刘宗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同时,朝堂上的政策,也会在大同之世的指引下,有明确的目标。

    在这样一个目标下,凡是朱由检认为应该改变的,都能说大同之世不应该这样。然后加以修改,用更好的办法代替。

    而非像之前那样,每一个政策都要和群臣解释很久,才能在各种手段下,勉强获得通过。

    臣子在有了明确的目标后,也能知道向哪个方向努力。

    不过,现在的臣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大多觉得,皇帝对大同之世的解释,犹如水中望月。似乎能够看到,其实却可望不可即。

    连孔子都是在七十岁时才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被皇帝认为拥有了大同之世的道德境界,其他不如孔子的人,又怎么可能达到呢?

    孟子、朱子都不见得有这个道德境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更别说大同之世是对全天下人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

    所以大同之世,根本是个幻想。

    这让一些人之前对公有制的担心,此时也放下了。因为不管公有制怎么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他们却没想到,朱由检解释了关系后,立刻向众人道:

    “大同之世,是三代之治,是尧舜之治。”

    “以后大明君臣,都当向大同之世而努力。”

    定下这个目标后,朱由检还把更具体的目标,向群臣道了出来:

    “但是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妄想一步迈进大同。”

    “刘先生,你来说一下,如何建成小康之世?”

    刘宗周思索一番,说道:

    “《礼运》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世。”

    “《史记》说成王周公之后,康王即位,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臣以为小康之世,莫过于此。应当像周公那样制定礼乐教化民众,如此可天下大治。”

    对此若有所思,朱由检道:

    “刑措四十年不用,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不需要明文礼法的大同之世了。”

    “看来小康之世的最后阶段,可以称为成康之世。”

    “我们就以成康之世为目标,重制大明礼乐。”

    群臣听到之后,都是吃惊不已。万万没想到皇帝在说了一番经书后,提出个建设成康之世。还要以这个为目标,重制大明礼乐。

    这让他们觉得,皇帝是不是头脑发热,竟然在经筵上,定下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刘宗周却早已知道。因为他在昨日,就知道了皇帝有意重制礼乐。今日让他讲解礼运篇,也是在为重制礼乐做准备。

    如今皇帝正式下达命令,他当即就附和道:

    “陛下所说,诚是至理名言。”

    “臣请以陛下的解释,修订礼运注释。”

    这是要把这件事定下来,让朱由检无法反悔。朱由检思索之后,应允道:

    “应该如此!”

    “就请先生受累,注释《礼记》礼运篇。”

    “从下一科开始,礼运按此解释。”

    意思是从今以后,科举考试中对礼运的解释,要按这个说法来。

    而且有刘宗周主笔,相信能将这个理论完善,得到天下人认同。

    会很快传播出去。

    刘宗周接受这个任务后,朱由检被这个请求启发,又说道:

    “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失传后,就成为了五经。”

    “五经中的礼,汉朝指的是《仪礼》。”

    “到了唐朝,孔颖达等编纂《五经正义》,改为使用《礼记》。”

    “本朝也采用这个说法,把《礼记》定为五经之一。”

    “但是这个《礼记》,仅仅是《小戴礼记》,把《大戴礼记》《仪礼》《周礼》抛在一边,实在有些不妥。”

    作出这个结论,朱由检向刘宗周道:

    “先生有意重制礼乐,那么礼乐教材的编纂,就同样交给先生。”

    “乐经暂且不提,礼最重要的是法,用以指导法制。”

    “请先生担任礼法研究中心主任,为大明重制礼法,并从三礼之中,选取合用的篇章,制定礼法教材。”

    “这部教材,就称为《礼经正义》。在朝廷集议通过后,正式印刷发行。”

    这个任命,让刘宗周很是惊讶,而且十分激动。

    礼法研究中心主任的职位且不用说,让他编写教材,意味着他对礼的解释将成为正统。全天下的士子都要学习,否则科举就考不上。

    如此一来,他自然不用担心制定的礼法无法实行的问题。有资格当官的士子都学这个,怎么会推行不下去?

    同时,也让他有了很大压力,知道自己制定的礼法若不恰当,会被天下人诟病。甚至可能连书籍都无法通过廷议、无法印刷发行。

    这让他心中忐忑激动,向皇帝大礼参拜,接受这个任命。

    其余臣子见此,都是羡慕不已。

    刘宗周这个任务,虽然存在风险,但是得到的收益,却远远超过风险。

    只要他能把《礼经正义》编纂好,以后就会像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样,成为全天下士子的教材。

    这对文人来说,是名垂后世的事情,刘宗周甚至能因为这部教材,被后人尊称为刘子。

    只要想到这点,群臣就忍不住羡慕。

    从此以后,刘宗周虽然和他们同朝为官,地位却完全不同了。

    他们对这个注定要成为圣贤的人,都要更尊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