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的解释，弥合了礼运篇的矛盾，让群臣连连点头，认为这个解释很顺畅。

    就连刘宗周，虽然认为皇帝的解释有私心、有不够圆融的地方。但也同样认为这个解释，要比之前强得多。

    礼运这篇文章，也能从之前的尴尬境地解脱出来，重新被儒者研读。

    不过，这篇文章的解读，仍旧是存在风险的。因为一定会有士子被古人注释所影响，把天下为公解释为禅让制。

    朱由检为何要冒着风险，以这篇文章为宣言呢？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儒家发展到现在，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惟有把当前的小儒，转向大同之儒。才能让儒生不沉迷于繁杂的礼仪和典章，而是向大同之世迈进——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向理想和目标而努力。而不是没有追求，逐渐变得庸俗。

    这是关系士风、甚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大问题。

    朱由检想通过重塑理想，让大明拥有汉唐那样的昂扬气质，重塑社会风气。

    而不是让儒生越来越庸俗化，刘宗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同时，朝堂上的政策，也会在大同之世的指引下，有明确的目标。

    在这样一个目标下，凡是朱由检认为应该改变的，都能说大同之世不应该这样。然后加以修改，用更好的办法代替。

    而非像之前那样，每一个政策都要和群臣解释很久，才能在各种手段下，勉强获得通过。

    臣子在有了明确的目标后，也能知道向哪个方向努力。

    不过，现在的臣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大多觉得，皇帝对大同之世的解释，犹如水中望月。似乎能够看到，其实却可望不可即。

    连孔子都是在七十岁时才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被皇帝认为拥有了大同之世的道德境界，其他不如孔子的人，又怎么可能达到呢？

    孟子、朱子都不见得有这个道德境界，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更别说大同之世是对全天下人的要求，几乎不可能实现。

    所以大同之世，根本是个幻想。

    这让一些人之前对公有制的担心，此时也放下了。因为不管公有制怎么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他们却没想到，朱由检解释了关系后，立刻向众人道：

    “大同之世，是三代之治，是尧舜之治。”

    “以后大明君臣，都当向大同之世而努力。”

    定下这个目标后，朱由检还把更具体的目标，向群臣道了出来：

    “但是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妄想一步迈进大同。”

    “刘先生，你来说一下，如何建成小康之世？”

    刘宗周思索一番，说道：

    “《礼运》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世。”

    “《史记》说成王周公之后，康王即位，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臣以为小康之世，莫过于此。应当像周公那样制定礼乐教化民众，如此可天下大治。”

    对此若有所思，朱由检道：

    “刑措四十年不用，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不需要明文礼法的大同之世了。”

    “看来小康之世的最后阶段，可以称为成康之世。”

    “我们就以成康之世为目标，重制大明礼乐。”

    群臣听到之后，都是吃惊不已。万万没想到皇帝在说了一番经书后，提出个建设成康之世。还要以这个为目标，重制大明礼乐。

    这让他们觉得，皇帝是不是头脑发热，竟然在经筵上，定下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刘宗周却早已知道。因为他在昨日，就知道了皇帝有意重制礼乐。今日让他讲解礼运篇，也是在为重制礼乐做准备。

    如今皇帝正式下达命令，他当即就附和道：

    “陛下所说，诚是至理名言。”

    “臣请以陛下的解释，修订礼运注释。”

    这是要把这件事定下来，让朱由检无法反悔。朱由检思索之后，应允道：

    “应该如此！”

    “就请先生受累，注释《礼记》礼运篇。”

    “从下一科开始，礼运按此解释。”

    意思是从今以后，科举考试中对礼运的解释，要按这个说法来。

    而且有刘宗周主笔，相信能将这个理论完善，得到天下人认同。

    会很快传播出去。

    刘宗周接受这个任务后，朱由检被这个请求启发，又说道：

    “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失传后，就成为了五经。”

    “五经中的礼，汉朝指的是《仪礼》。”

    “到了唐朝，孔颖达等编纂《五经正义》，改为使用《礼记》。”

    “本朝也采用这个说法，把《礼记》定为五经之一。”

    “但是这个《礼记》，仅仅是《小戴礼记》，把《大戴礼记》《仪礼》《周礼》抛在一边，实在有些不妥。”

    作出这个结论，朱由检向刘宗周道：

    “先生有意重制礼乐，那么礼乐教材的编纂，就同样交给先生。”

    “乐经暂且不提，礼最重要的是法，用以指导法制。”

    “请先生担任礼法研究中心主任，为大明重制礼法，并从三礼之中，选取合用的篇章，制定礼法教材。”

    “这部教材，就称为《礼经正义》。在朝廷集议通过后，正式印刷发行。”

    这个任命，让刘宗周很是惊讶，而且十分激动。

    礼法研究中心主任的职位且不用说，让他编写教材，意味着他对礼的解释将成为正统。全天下的士子都要学习，否则科举就考不上。

    如此一来，他自然不用担心制定的礼法无法实行的问题。有资格当官的士子都学这个，怎么会推行不下去？

    同时，也让他有了很大压力，知道自己制定的礼法若不恰当，会被天下人诟病。甚至可能连书籍都无法通过廷议、无法印刷发行。

    这让他心中忐忑激动，向皇帝大礼参拜，接受这个任命。

    其余臣子见此，都是羡慕不已。

    刘宗周这个任务，虽然存在风险，但是得到的收益，却远远超过风险。

    只要他能把《礼经正义》编纂好，以后就会像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样，成为全天下士子的教材。

    这对文人来说，是名垂后世的事情，刘宗周甚至能因为这部教材，被后人尊称为刘子。

    只要想到这点，群臣就忍不住羡慕。

    从此以后，刘宗周虽然和他们同朝为官，地位却完全不同了。

    他们对这个注定要成为圣贤的人，都要更尊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