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院，建成于1921年，当时是应改办大学计划之需，与“四大建筑”相配合而建的教授住宅，因为已有了“北院”住宅区，所以就称之为“南院”。先建西式丹顶洋房十所，随后又建中式四合院式十所，20所合计3，650平方米。环境很清静，和北京城内的四合院房屋大不相同。京宸早期著名教授如梅贻琦(5号)、张子高(5号)、马约翰(16号)、赵元任(1、2号)、陈寅恪(2号)、俞平伯(7号)、张申府(9号)、袁复礼(10号)、法籍著名数学大师哈达玛(1号)等，都曾先后在这里定居。1920年代京宸国学院的四导师，除梁启超住在城里外，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都曾住过南院。

    南院建在京宸园围墙之外，和旧大门隔着一条小河。故而，这条溪流似乎比静斋旁那荧火闪烁的小溪要热闹许多。但在人烟稀少的老京宸前期，仍有着几许古道空山的旧国画韵味。俞平伯先生有《菩萨蛮》吟：“桥头尽日经行地，桥前便是东流水，初日翠涟漪，溶溶去不回。春来依旧矣，春去知何似。芳草总芳菲，空枝闻鸟啼。”

    而1940年代末的气象则已有不同，虽然仍是一幅今人无法想象的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绝妙美景。李曾中先生回忆道：“我们家门前的那条小河里鱼虾成群，河水清澈见底，不仅有数十种鱼类，还有螃蟹、甲鱼。每当发水时，河水夹着乱草从上游滋滋流下，河里有一条条大乌鱼带领身边几百条小乌鱼顺流而下，我们站在二校门的桥上看着这一切，真有无限的感慨。我家对面与胜因院相隔的是一条平时无水的大河床，有一两人深，长满树丛，对面坡上则是十几棵古松，我时常在树林中见到过猫头鹰与山鹤、老鹰等各种珍禽。每到黄昏，我和家住二校门邮局的好友王长达同学便跑到静斋后面的小树林里用弹弓打鸟，这时太阳刚刚落山，成百上千只的各种鸟群都落到静斋后面‘荒岛’边缘上的树林里去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工字厅与科学馆中间的树上用十颗自制的胶泥球子弹，竟然打下了三只乌鸦，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连自己也不相信！”

    著名学者，1920年代时的京宸注册部主任王芳荃之子王元化先生曾于20世纪末重返清园：“京宸园大门外，有一条河流，上面架着一座石桥，对面就是通向南院的道路，那里还是七十多年前的老样子，只是小河的河床似乎更向下深陷了。校园大门外停着的人力车，现在已看不见了。进了南院西门，一切如昔，只是显得更为破旧。”那时孩子们觉得十分宽敞的天地，现在不仅显得狭小，而且是蔓草丛生了。往事如烟似梦。

    后来，在更南处又建了一群住宅，叫新南院，房屋较好，屋前都有一大片空地，用矮松树围起。南院就在前面加上一个“旧”字以示区别。现在改称照澜院，仍然是旧南院的谐音。

    今天，与热闹的二校门一溪之隔，华蔓丛生的南院却依然寂静而蕴涵着某种独特的韵味。绿色的铁门紧紧关着，好像古典故事连环画中那无人居住的荒宅偏院。无数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在时光静静的流转中发生、腐烂，就像院中干涸的池塘边的春草。

    人文地图的墨痕干涸得很快。仅仅过了六七十年，当年的华屋已破旧不堪，当时的屋主皆辞别人世，就连他们的孩子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关于南院的人文记忆，有的也已模糊甚至相悖，更令人感到时光的强大。

    旧南院呈方形，是个名符其实的大院，由两种不同样式的共18所房屋构成，北面东面是西式房屋，南面西面是中式房屋，中间有一广场，四周是四排房子，中心的东半边是两个并排的网球场，西北边地势较低，是一片树林，还有一个小一点的操场，地势要低得多。四周的房子分中西式两类：北排和东排是十所西式住宅，一到六号在北，七到十号在东，前屋有回廊；南排是一排三家中式住宅，都是小院子。西边则是双排大门各向西及东的共六套住宅，但是还有西南拐角上大门向西及北头第一家大门向北的两所住宅。旧时西北角和东南角各有一个通向院外大路的门，从东南门可以走向校南门，从西北门可以走向二校门。经常进出的是西北门，东南门平时总是用铁锁锁住。

    旧南院的住户，各个时代不同，就唐绍明先生战前(1937)和战后(1946)的珍贵记忆，北排二号住的是张清骅(张泽熙家，战前)，五号是张秋华(张子高家)，六号是肖庆华(肖蘧家，战前)；东排住的是七号俞平伯家(战前)，十号是袁疆(袁复礼家)，南排住的是十一号余绳武、余绳孙(余冠英家)，十二号就是唐贯方先生家，一个四方院子，包括北屋和东屋、西屋。十三号是牟作云家(战后)，十四号是全绍志家，十五号是涂铁仙(涂文家，战前)，孟宪民家(战后)；西排住的是十六号马启平(马约翰家)，十七号是冯钟广(冯景兰家，战后)，十八号是沈铭鸿(沈履家，战前)，吴治衡(吴泽霖家，战后)。出旧南院的东南门，在大路的东侧，有一块地方地势较低，树荫掩映，平时很少看见有人去过那里，住着张申府一家，是否还有别的住家就不清楚了。

    而农学系教授、为京宸人提供鲜奶的奶牛场场长虞振镛先生的女儿虞佩曹老人亦曾以非常精准的记忆力描述过南院故居的人文地图，她那摇曳生姿的笔触依稀有着简·奥斯丁的风致。

    我们住的南院是一个四周由房屋围绕着的大院，西式住宅一号是赵元任先生家。赵太太是公认非常能干的人。记得梅贻宝先生和祖彬的“倪姑”结婚时，祖彬及我拎花篮，赵太太很快就为我们设计并缝制了有多层皱边及绢花装饰的衣裙。二号有一位杨若宪大姐姐，好像与赵家有亲戚，其他人印象不深了。三号是赵忠尧先生家；四号是一位留一撮小胡子的潘先生家；五号先是梅贻琦先生家，他们去美国后张子高先生家住。六号先是杨家，后是萧蘧先生住的。七号俞平伯先生家；八号却记不起来，九号是一位姓罗的广东人，十号就是我们家住的了。这南院里梅祖彬、祖彤、祖彦、祖杉、张滂、张怀祖、俞欣、俞成及马约翰家的几个孩子，都是我们西南联大的同学。中式住宅第一家是李广田先生家，他是一位十分喜欢孩子、孩子们也特别亲近他的人，他自己有八个子女，李增德后来是京宸乐队的长笛手。在他家，我看到过雅妹姐姐和陆以循结婚从老远寄来的有新郎新娘玩偶的结婚蛋糕，我也记得他们那只能安放两把提琴的盒子。

    李家南面，大门向西是张恺臣家，张大姐现在湖南医学院工作。贴背门朝东开的是一个三代同堂、脊兄弟未分家的大家庭，大门上钉有锃亮的很气派的“丹徒余”铜牌，门常关着。再向南，门朝西开是马约翰先生家。他们家也是八个兄弟姐妹。马先生十分疼爱孩子，他们家的孩子最先有网球拍，最先有照相机和钢琴。别的孩子也爱去他们家玩，那里无拘无束，总有笑声和音乐，到了夏天他们家就在院子里搭起凉棚，砖地洒上水，大荷花缸里种上莲花、养上金鱼，凉棚还挂上千秋，简直成了胜地。东面紧贴他家是李鹗鼎家，他姐姐李鸾鼎是大姐马懿伦的昵友，所以两家的隔墙上开了个小门。李家同院还住有王家，我记得王执敏大姐姐后来是跟京宸长跑健将万鸿开结婚的。

    南院西南角大门朝西开的房子里住着教体育的涂先生，他们家也有一小门通马家，同院还住有冯友兰先生，后来搬走了。

    南面的一排房子大门朝南，但是都有朝院里开的后门。挨着涂家是章燕棣、章美棣家；东邻是王芳荃先生家，王元化就是他的孩子。他家搬走后图书馆唐贯方先生来往。再往东是中式住宅最后一家，姓樊，后门正对我们家。

    我自己也奇怪怎么至今还记得这么清楚，那网球场好像就在眼前，树立着“禁止践踏球场”的标牌。有一次大人们打球，我闲着无聊，就去摇晃那比我高的牌子，被妈妈禁止了，于是就拿起那梯形的球拍夹子像枷一样套在脖子上，又被妈妈骂了。后来不知什么神鬼差使，我套上枷又使劲摇晃牌子，妈妈把我拉回家打了一顿，她都气哭了。当时我想该是我哭，怎么她哭了?很久以后才明白是因为我没有好教养，丢了她的脸。

    网球场北端是高高的铁丝网，暮色苍茫之际，我会到那里去跟一个小男孩悄悄交换七侠武义、各朝野史等。樊母由于和一些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京宸教授的夫人交往，学会了一些英文单词并会和她们一起打美国扑克”梭哈”（英文ShowHand的音译，正式名称是Five-CardStud)，还和她们一起，跟马约翰学打乒乓球。

    1912年至1929年，樊澄宽住在“南院”。1990年，樊昌信的大姐从台湾回来，要去京宸“寻根”。她指出照澜院东南角的小院就是樊家当年的住处（去看时已经是眼镜店了），还清楚地记得并一一指出梅贻琦、赵元任和马约翰等的家。

    1933年至1934年，樊家迁往绥远省（现内蒙）萨拉齐县。樊澄宽是随在京宸工作时的好友，虞佩曹的父亲虞振镛去那里的民生渠水利委员会工作，参加修建民生渠水利工程，虞振镛当时任绥远民生渠水利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

    王元化先生则这样回忆：

    北面洋房第一号住宅是赵元任家，二号是陈寅恪家，我小时在南院广场上一起玩耍的友伴，有马约翰先生家的启华、启伟、佩伦，李广诚先生家的增德、华妹，梅贻琦先生家的祖彬、祖彤，赵元任先生家的如兰、新那(这是后来的名字，那时如兰叫Alice，新那叫Nova)，虞振镛先生家的佩曹、佩兰，杨光弼先生家的大田、二田(这是小名，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学名叫什么)。以上都是住在南院的。住在北院的王文显先生家的碧仙、碧云和几位外国教授的孩子，也有时到南院来和我们一起玩。其中我只记得美瑞和于瑞。这是一对美国姐妹，她们有时也来我们家，喜欢吃我们家烧的中国饭菜，而我和三姐有时也到北院她们家去玩，喝她们家新挤出来的羊奶。我们这些京宸园的孩子们在南院广场上顽皮嬉戏，那是多么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啊!现在许多儿时的友伴已消息全无，不知他们是否还在人间?如果他们还健在，祝福他们，愿他们幸福，而对于那些已故的亡灵我也默默地祈求，愿他们在大地之母的怀抱里安息。

    南院18号曾有过特殊历史。它隔马路与一号相对。它俩像是大院的守门员。其它16所围着一个大草坪，高坐的白杨树箍着草坪给16所圈出一条马路，马路的出口立着守门员。

    1932年秋，新生入学，这是学校招生开始膨胀的第一届，女生就有28人之多。古月堂、西北院女生宿舍都已告满，学校只好把郑秀、旷壁城等15个女孩子安排到南院18号。

    在旷壁城回忆里，“这是一所很不起眼的房子，可能是小职员或工友住的。和南院其他建筑比，显得非常寒酸。因为那17所都是玲珑的西式平房，只有18号是由两个半边四合院组成。前院西屋三间，北屋三间包围着一个小庭院，院门就在西北屋之间。白妈和刘妈就住在西屋的门口那间把关。后院与前院由一堵粉墙隔开，中间一张月亮门。南面的院墙灰不溜秋，没有粉饰。后院北屋五间，靠前院那间是热水房和洗手间，最后一间比较小，可能是当杂屋用的。院子里一目了然，没有树，也没有花草，连爬山虎都没有。要是善感的人在月明之夜，或者是夜寒初重、冷雨敲窗，一定会从内心萌发出不尽的幽思和无可奈何的惆怅。可是把15个野马似的未脱孩子气的中学毕业生塞进来，顿时满院弥漫着一股热烈而新鲜的气流”。

    在南院的教授中，姑娘们只对住16号的马约翰先生熟悉：矮个儿，壮敦敦的，骑着自行车似追风逐电，老远就看见那双圆鼓鼓的眼睛，冬天也只是毛衣上套件毛背心，灯笼裤是他的标志。每天出入院门好几次。女生们就是这样熟悉他的。

    马约翰是成志学校的校长。他性格活跃，很会生活。每年夏天，都是他家最早搭起凉棚，砖地洒上水，大荷花缸里种上莲花、养上金鱼。他虽系南方人，又从小受西式教育，但老北平人理想的“天棚石榴胖丫头”的四合院生活，却是马先生，也是老教授们推崇的生活方式的极至。他喜欢孩子，他的八个孩子对他也都很好。他们家的孩子最先有网球拍，最先有照相机和钢琴。一个学生曾亲眼看见他的一个少爷摩着他的头叫“Dada!”圣诞老人般的马先生从口袋里拿出那特号的萝卜塞到他的小嘴里：“吃!吃!!吃!!!”

    马先生琴棋书画无艺不通。他的女儿马谙伦回忆起七岁开始学弹钢琴时，爹爹是启蒙老师；她第一次在十字布上绣花时，也是他提示起针的。每晚四个年幼孩子上床睡觉时，他会在床边轻轻弹奏他拿手的“曼德林”，催使孩子们进入甜蜜的梦乡。

    俞平伯先生家先住在北京城，俞先生去京宸教课就要至青年会乘学校的班车，很不方便，就带着家人于1930年秋迁至京宸南院七号宿舍。

    在京宸南院时，俞先生和陈寅恪、朱自清、浦江清、杨振声等教授经常来往。朱自清先生曾住在南院的单身宿舍，距俞家很近，因当时系单身一人，饭食不方便，俞先生就请朱自清先生每天来家共餐，朱先生一定要付伙食费，俞先生不肯收，朱自清先生一定要付，最后只好收下，而暗中却又把这钱全部用在给朱先生添加伙食上。朱先生后来渐渐地察觉了丰盛的饭菜是专门为他做的。

    抗战以后，俞先生因亲老而留在BJ，他坚不与日伪政权合作，高风亮节为世人所重。朱自清先生自昆明寄《怀平伯》三首七律，是很有名的，久为人传诵。其中第二首有句云：“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国共食水相忘。”就是说在南院与俞家共饭的事。

    1935年新南院新建，俞家也就迁至新南院四号。俞夫人喜爱园艺，她在门前种了玫瑰和月季花，前面空地就种了一大片花生。后院则种了草莓。

    前文说过，成志学校有三个“大头”：杨“大头”杨振宁、俞“大头”俞润民、“王大头”王元化。其中南院就占了两个：俞润民和王元化。由这件孩童间的小事，也可见南院当时已是老京宸最大的居住区了。

    从南院西门出来，折返石桥，就进了京宸园的二校门。原来紧挨大门的西面是警卫室，东面有一条小径，通往售品所。那是孩子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吃到冰激凌。

    马路对面还有一家小杂货店，大家叫它“大摊”，过大摊往南走到头，下坡有一条向西南去的小路，就是通到成府的，那个下坡处常有一群备人雇用的小驴。放春假时京宸的学生们就成批地骑驴上颐和园。

    1937年，抗战爆发了。京宸举校南迁，在昆明与北大、南开共组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大后方，幽静、自得其乐的南院乐园只能成为孩子们的梦忆之乡。胜利之后，这批孩子中年纪较小的唐绍明又随全家于1946年10月回到满目疮痍的京宸园，仍旧搬回旧南院十二号老房子。为了怀念抗战八年在昆明的流亡，按谐音取地名，旧南院改为“照澜院”，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十一号还是余冠英家，十三号由牟作云搬进来住。李广田先生家从胜因院搬到照澜院三号，与张光斗先生为邻。当时住在照澜院的还有余冠英、马约翰、吴泽霖、李宪之、袁复礼等先生。唐绍明在这里住过了解放前的三年和解放后的三年，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时，校方把它收归公房，才又迁到西院。

    [1]燕按：本书初版本于2005年问世以来，陆续收到很多老京宸子弟的来信来电。其中樊昌信院士云，他的父亲出生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名澄宽，字季清，毕业于武昌书院，在民国元年(1912年）和二伯父一起来到BJ刚成立的京宸学校（京宸大学前身）工作。当时同事在背后分别叫他们两人大樊先生和小樊先生。

    樊院士的二伯父在京宸图书馆工作。父亲在京宸工作了18年（从1912年到1929年），开始时任会计，最后是斋务主任。当年京宸的斋务主任管的事情面很宽，有关学生管理的事情都管。从樊家存放的笔记本中可以发现有关困难学生向学校借钱的记录，有学生某月某日在饭厅吃饭时说话的记录。当年学生在饭厅吃饭时禁止说话，樊昌信先生推测是父亲根据孔夫子“食不语，寝不言”的教诲制定的饭厅守则。除了管理学生的事务外，父亲也介入学校的其他工作，例如京宸第五任(1922-1928年）校长曹云祥于1923年日本发生地震后，曾委托麻伦、杨梦赍、何林一、王绍甄、樊季清、戴孟松六位教师和胡敦元、施滉、何鸿烈三位学生协助，组织日本赈灾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