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试大典终于顺利结束。

    骆诚国支开一半窗户，静静的望着明朗的夜。

    书房中灯光明亮。那盏琉璃花儿一样的岩油灯，将书桌上的一封书信照得分外明晰。

    信封上写的是：拜，诚国兄。落款为司马匡。

    会试落幕，但身为副主考的骆诚国却轻松不起来。生员罢考，是大肃开国以来都没有出现过的，而罢考的起因多少和洋务有关。

    慢慢走到水瓮边，先净了手。再回桌前坐下，手干之后，骆诚国才恭敬的打开了信封。

    这是一封足有几页纸的长信。纸面字迹工整，笔力深厚，显露出了深厚的书法造诣。

    任何人，哪怕他不认识字，看到这样一封信，都会产生一种爱慕，敬仰的情绪。

    来信的官员，正是骆诚国的同僚，当朝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左都御史兼宗人府掌院大臣，礼部尚书，一等忠襄公司马匡。

    司马家族乃圣人之后，本朝更是四世三公，威仪慎高。骆诚国阅信自然不可怠慢。

    信上的内容大意为：

    此番冒昧造函，还望诚国兄见谅。只因会试生员罢考，举国震动，事关社稷，故诚惶拜上。

    俱愚所闻，洋务衙门平定瑚州贼寇之后，并未及时收兵，而是占据海外荒岛，凭白耗费钱粮。而今又欲调拨流民开垦荒蛮？依匡愚见，洋务之所为，入不抵府库之收，出不见寸尺之功，不若尽早裁撤，以惜民力；安养国本，方不辱列祖列宗之圣德。

    圣人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愚虽不才，却不敢辱诚国兄为“友”。

    然自同朝为官以来，已廿年有余，屡此作为同僚，也不能说无一日之交往。虽有愧于见闻不广，但也未敢不勉励己身，公诚禀正。至于谄媚奉承，愚固不敢为之。

    每常与兄议政，意见纵有不合，然敬慕之心始终未变。诚国享誉天下大名二十余载，才高而学富，难于起而易于引；远近之士，识与不识，都称诚国不起则已，起则天下太平，泽被生灵。

    然，诚国力举洋务二十载，而朝中士人及四方学者，莫不非议，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俱皆窃窃私语，埋怨哀叹。人人归咎于洋务，不知诚国可曾听闻此议且知其原故？

    今天下之人恶洋务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唯独愚不敢苟同。

    诚国固乃大贤，过失只在用心太过，稍显刚愎。

    何以言之？

    自古圣贤治国，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其成功；其所以养民，不过轻税薄赋。诚国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作为，而一心所思乃古人所不曾为之事。于是兴修洋务，称新政能利之国民。

    圣人曰：“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门生请学稼穑，圣人尚且鄙之，因其不知礼义，何况商贾之利？假若为真君子，则自然不能言利；恐若是真小人，则固然穷尽民财，以足君王之声望。又怎会遵从圣人之教诲耶？

    由此可见，洋务衙门本不该设置。而如今即设，亦不按常规官场秩序用人。

    每常一些莠民，冒然就做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争先恐后，卖弄智巧，以求变更祖宗旧法！大概其利不能弥其害，所得不能偿所失，无非欲求别出新意，捞取功名罢了。然其危害却已浮重。

    只因洋务所派遣，虽有选拔之才俊，然其中不乏有轻佻狂悖之徒。欺压州县，骚扰百姓；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尽皆失业，以至谤议丛生，民怨沸腾。究其本源，皆是因洋务而起。

    圣人曰：“君子救诸已。”

    诚国扪心自问，当下困苦之成因何在？切不可只责罪天下人。

    侵夺原有官吏之职权，这是祸乱朝政，诚国反以为是治国良法而实施；让百姓抛却农务，以他业挣钱糊口，这是忘失国本，诚国却以为是王道善政而力行；徭役自古以来都是平民负担，诚国更欲征敛士绅，由洋务衙门雇人服役。

    此类事端，常人都知不可为之，独诚国认为可为。并非诚国智力不及正常人，而是想求得非常之功，而忽视了常人所知罢了。这就是愚所言之用心太过。

    自古圣贤人臣，未有超过圣公与诸子的，圣公诸子也并非无有过失。诚国虽是大贤，但比之圣贤，则还是有差距的。如今居然误以为自己的见解天下无人能及？人们的议论与己相合则亲善，与己不合则厌恶；如此，方正之士如何进用，谄媚之流如何疏远？

    方正之士日渐疏远，谄媚之流日渐亲近，又希望一切事宜处理得当，名扬四海？

    难啊！

    因为从谏纳善，即是圣上之美德，对于人臣也是一样。诚国素来刚正耿直，每当在朝堂奏事，如同与朋友在自己家中争辩，不会稍微收敛脾气，视斧钺如无物；等到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他们就只有揣度迎合。

    委曲顺从之流，诚国亲近礼遇。而见解稍有不同，提出洋务不合时宜之人，则动辄怒形于色，或诟骂侮辱。或让皇上贬逐，而不等他们把话说完。

    皇上不晓内情，而诚国却如此拒纳谏言，岂非不足以被宽恕耶？这就是愚所言之稍显刚愎。

    愚从前与诚国交游，兄博览群书，特别喜好圣公与诸子。如今乃位居宰执而推行理念，理应先推行好的，必不能先推行不好的。

    诸子曰：“仁义足矣，何必言利？”

    今诚国为政，首先力修洋务，大讲财利之事；又命宁卫巡抚泯南，重置度量，欲尽夺商贾之利，使人人愁痛；父子不得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这难道是诸子之志向吗？

    圣公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故曰：“治大国若烹小鲜。”

    今诚国为政，尽皆变更祖宗旧法。

    看时辛勤劳苦，竭尽气力，夜以继日而不得休整，使上自朝庭，下及乡野，内起京师，外至四省，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以固守常法；纷纷拢拢，不能安心居养。

    这难道是诸子圣贤寄希望于明公的吗？

    何况诚国少时读书，如今已至天命之年，怎能尽弃所学，而听从今世浅陋之徒谋划？今诚国独信数人之言，而弃祖宗之法，违天下人之心，以此求救天下大治，岂有不难之理乎？

    况且藩镇大臣有言：海外恶劣，拓荒不合时宜。

    皇上拿来讨论，让执政大臣们都看到。而诚国立刻就心中不安，怏怏不乐；愚奉命起草答诏，见士大夫和百姓都如此不安，而诚国却依旧力保洋务，这不是辜负了皇上拔攫委任的心意么？

    因此直叙其事，以道义责备诚国，意欲诚国早日迷途知返，革除不便于国家与百姓的政务，从而造福天下。言辞虽然朴实笨拙，然而没有一字是虚言，每每因诚国与在下的用意不能鉴查，大加责备，并且上书自我辩解，以至皇上下诏书自罪。

    尽管诚国执政初衷向好，但如今却事与愿违，不光民怨皆起，更是让士人罢考，以至天下纷乱，动摇国本！所以愚下之见，理应速速废除洋务和与之相关的错误政策，以慰安士民，报皇上之盛德。

    因皇上亲重诚国，内外群臣无人能及，动静取舍，唯诚国之为信。诚国说可罢黜洋务，则天下之人都蒙受其恩泽；说不可罢黜，则天下之人都蒙受其损害！方今民之忧乐，国之安危，唯系诚国之一言，诚国何以忍心只顾一己顺意，而不体恤百姓和国家呢？

    人谁无过？

    君子之过，如同日蚀月食，但有过错，人们都得看见；只要改正，依旧被万众敬仰，怎会有损于光明之形象？

    诚国兄若能进一言于皇上，请罢黜洋务衙门，遣散洋务官吏，则国家太平之业皆能恢复旧制，而诚国兄改过从善之美也愈发比之前荣光。对于诚国兄又有何损失，而非要固执不改呢？

    愚今日造函，正好违背诚国之意。明知不合心意，然而愚下与诚国取向虽殊，但总的目标却是相同的。

    诚国想谋得相位，以行其道，泽被天下之民；而愚正想要辞去官职，以行其志，拯救天下之民！所谓“和而不同”。因此，愚陡胆向诚国陈述志向，以全同僚之义，至于是采纳还是拒绝，就看诚国的成全与否了。

    《经义》有云：“广求见地。”

    兄得到在下的书函，倘若觉得不至于丢弃，还望与忠信之士讨论在下的愚见是否可行？但切不可征求谄媚之人的意见。否则，一定不肯承认在下的意见是对的。

    因为谄媚之人想要依附诚国，寄生于洋务，以求加官进爵；一旦罢黜洋务，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这是他们拉着诚国而不走正道的原因。诚国纵有无奈，又怎会一直迁就这帮小人的欲望，而不思国家大计呢？

    圣人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那些忠义之士在诚国兄当政之时，或龃龆可憎，然而当诚国兄失势之后，必然会有帮助你的义士；谄谀之流在诚国兄当政之时，的确让你感到顺畅快意，可一旦你失势，必然有出卖诚国兄来谋取利禄的人。

    这时，皇上又将诚国置于何地？

    自古诤臣喜好直言不讳的揭露他人之过失，最后不得善终，在下也每常因自己与其相似却不能改正，心怀忧虑。但是今日，批评诚国兄这样正直的大臣，愚又有何顾虑呢？于是才敢于妄发言论。

    诚国接受而听从，或怪罪而拒绝，或上奏皇上对愚责备而贬谪，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愚待命而已。愚下司马匡，才识浅薄，惶恐再拜，望君察纳……

    ……

    看完信后，骆国诚恭敬的将信在桌上放好，之后慢慢站了起来，着实走了一会儿神。

    他似乎又看到了三十多年前，太子监国的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