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海蚌在珊瑚所在的地方是能出好珠子的，所以疍民大多时候在系绳子赌命下水采珠。风险大，收益大，如果珍珠出得好，出珍珠的疍民所在的整个村子，赋税都能给免了，可想要做疍民的人却不多。

    人们用三教九流形容上不了台面的职业，疍民都及不上三教九流其社会地位之低跟现在印度的那些不可接触人的地位差不太多。。

    疍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对受教育也不太关心，由于蛋民家的女子不会种地和陆地上的人通婚也比较困难，除非是富裕的人家不需要女子在地里忙碌才会娶疍家的女子，疍民主要与打鱼和采珠为生。

    但是蛋民采出来的珍珠要受到河伯所的残酷剥削，所以他们手里基本没有什么钱，平常的衣服都是将就的穿只有结婚和过寿等大日子，才会咬紧牙关做两件新衣服。

    所以疍民平时穿的都是衣着像叫花子一样。由于疍民不能参加科举，所以他们当中也就没有可以做官的人经常受到官府的欺压。做啥事儿都得和贼似的偷偷摸摸从而也诞生了一些一些在外人看来比较奇怪的风俗习惯。

    虽然采珠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海里取出珍珠蚌，但是珍珠蚌里产出的那些珠子并不是都能够上交的，珍珠是稀罕物，不是每颗从珍珠蚌中拿出来的东西都能叫珍珠。圆的才能叫珠，不圆的只能叫玑。

    元朝帖木儿刚即位的时候，也想仿效贤明之治，免了采珠人一年的赋税，但是呢，这贤明也就一年，过了一年，他又开始催着疍民下海。他在元朝的时候是由色目人来管理疍户的，所以疍民贿赂一下色目人，日子还过得去。

    洪武年间朝庭就在疍户中设立了船甲，由河伯所负责征税。

    这个至于疍户的税额，算上正课和杂课，成年男丁大约是每年二两，实际收多少，却要看河伯官吏有多贪。

    现在广州这边的石、麦、徐三家就是当年朝廷设立船家的甲长。当年的甲长是非常不错的差事和陆地上的粮长一样。所以三家便把这个甲长便世代的继承下来。

    但是到了嘉庆时期，这个甲长就变成了苦差事。采珠的事情是由皇宫里派出的太监专门来管理。

    这珍珠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那个采珠太监还搞出了珍珠粉能防腐生肌的说辞，皇亲国戚都觉得要是在尸身嘴巴里含一个，能万年不坏……“

    原来珍珠只是用于装饰，用量还比较少。太监的这个说法出来并得到富贵，人家深信不疑，所以珍珠的价值大涨。还使得珍珠入不敷出。

    一般来说，珠池采珠大概需要400条船，一条船上20个人，差不多8000人，一个珠池差不多十年一采，采多了，珍珠蚌就会大量的死亡，也很难出好珠子。

    由于珍珠的大卖，那些太监为了银子，提前三四月就逼着采珠人下水。

    你说二月开池开玩笑，本公公十一月就要开，十二月风雪交加也逼着人下水。船不够？活人下水啊就这样，很多壮丁都被冻死了，还有些直接逃出海当了寇。

    后来啊……老天开眼了啊。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老蚌晒月，居然在那年的秋天出现了，整整齐齐的老蚌在滩涂上打开了蚌壳，露出了白花花的蚌肉。

    村民们痛哭流涕，收成有望了，可以不用这么拼死拼活地下水了可惜千年一见的奇景，也挡不住人心的贪婪。

    采珠太监一看：哎哟，老天助我。他立刻写了封信给广东布政司，说京城的皇亲国戚们都想要合浦珍珠助助兴，你看这么多王爷、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都要用合浦的珍珠。

    布政司得罪不起采珠太监，只有挨家挨户地搜壮丁，这中秋节的，每家每户都响起了哭号之声。

    十二月，风雪交加，村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连10岁的男孩子都被算到了采珠的队伍里，而采珠太监坐在船头，他要亲眼见证龙珠出水。

    采珠人只有准备好绳子、皮囊、瓦罐、草甸，生起了火。

    就在此时，突然天色大变，海面出现了罕见的飞龙吸水——龙卷风，朝着采珠太监的方向袭了过去，翻了他的船，把船上的太监和爪牙纷纷卷入大海。

    采珠人眼见着太监和狗腿子们慢慢沉了下去，没人敢去救。这可是天谴啊，还好就只掀了他的船。众人纷纷下跪叩谢上苍。

    林夕听到这里在回想六伯给自己讲的那种情况，恐怕这是疍家人被逼急了采取的反抗。而在疍家人怕受官府的治罪，所以改了一种说法而已。

    唐朝著名诗人元稹的《采珠行》里曾写道：“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采。万人判死一得珠，斛量买婢人何在。”真实地反映了采珠人的悲惨生活。

    林夕对白天发生的事情十分好奇，便问这是到底什么是合买？

    石松亭长叹一声说：“所谓“铺行官买”其实是两个意思的拼接。”

    通过师松婷的讲解林西才知道铺行制度，可以上朔到唐宋时的行会组织，与明朝情形不一，不必多说。

    在大明，则是朝廷和官府将各行各业强行编行，朝廷将城市中的商家全部编造在户，正德年间，设“牌甲法”，将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编成牌甲，协力凑办。”

    凑办何为？当然是铺户向朝廷供给物资，人力，服各种差役。

    只有勋贵，太监，士绅之家可以免铺，免役。“官买”，就是官府把应役的各行编户之后，然后上到朝廷，下到官府，可以到各行里去征调和买卖物资。

    说是“买”这当然是笑话，向来是没有人给钱的，不仅不给，还一定得贿赂经手的人，不然的话，你应办的差事，永远不合格，供给的商品，一定是残次货，每次大老爷一发脾气，逮了去打板子，旧伤未好，再拿去打，如在地狱之中，永无脱身的可能。

    只要被点了和买，已经是极惨之事，再当上“行头”，那就没有翻身的可能。

    行头是记录在官府案上的承役正户，衙门派出人手“协助”行头，行头则负责将和买各家应供之物和各种差役服完，有的人家，咬牙破家，好歹能把和买一事给抵挡过去，虽然伤筋动骨，好歹熬过去还有将来，当了行头，那就永无超生的机会，只能等死。

    当了行头，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举家逃走！

    对商户的这种编行造户，定期和买，强迫服役的行为，是对工商业的严重催残。

    大明中早期，无数大商人动辄破产破家，就是因为这些政策的随意性很强，商人毫无政治地位，任人揉捏所致。

    至于这混蛋政策的由头，却是来自成祖，明成祖起兵靖难时军队缺乏粮草当时有一道圣旨是这般写的：“那军家每在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料，他怎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张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等，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

    这是成祖的原话，日后这二百来年，上到朝廷，下到官府，果然也是按成祖这道圣旨的精神来办的。实际上府州县之行户，官之稍有良心者，尚以官价买之，比市价十去五六；全无良心者，直票取如寄。胥吏缘之，奸孔百出。

    本来这些和疍户毫无关系，但是从嘉庆年后采买珍珠的事情交到文官手里，但是疍户以船为家，为了逃避官府的剥削，经常驾船出海，一去不回。负责采买的文官一直无法收购到足够的珍珠。

    那些管理的文官就才就借鉴商人的合买制度，把这个采买的珍珠的任务交给了甲长，开始的时候，只要蛋户能够提供足够的珍珠，甚至稍差一点用银子填上相应的价格，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可是越到后来这种盘剥越重。

    疍家人没有人当官没有任何保护伞，而且虽然看起来我们这些家族的势力很大，但在官府那里就是太过弱小。

    万万没有想到贪心不足的恶吏，居然把主意打到当时当行首的麦家头上。

    麦家散尽家财曲意逢迎，也没有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清军司的上司徐参将以麦家办事不利的由头直接悍然枷死十几个麦家人。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麦家人，麦家人聚集了十多股海盗杀上了清军司，当时那一仗死了好几百人。

    若是光一个和买，还可多方设法，赔掉一些钱，可能还有机会完了此事。如果还有一个行头在身上，清军司那帮子人我清楚的很，不把咱们肉吃光，皮剥掉，骨头敲碎熬出油来是不会完的。

    你不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厉害，积年累世为吏，心黑透了的，只要能搞到银子是不会管别人死活的。

    别人家上吊投河，卖儿卖女，这些人只当是笑谈，那心，不止是黑，是在粪坑里泡过的石头，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儿人味……”

    林夕听着石松亭在那里絮絮叨叨的讲，这时的他已经完全喝醉了，他嘴里说的话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林夕却完全听明白了。

    石徐氏将喝醉的石松亭带回了屋子，而林夕也回到了为他准备好的屋子，躺在床上看着漆黑的顶棚。

    他反思自己过往的经验并不完全适应于明朝，最少，明朝的规则完全不能和后世相比。

    后世也有贪官，也有种种不公，但最少还有一个底线和大家认可的规则，而在大明，权力就是一切，别的全是虚的，假的，权势高的人，就算为恶也不会被彻底清算，何况还是在明朝规则之内的行为。

    这时林夕才体会到石松亭那种绝望的心情，也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只听林夕提到这件开账局的害处，就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按他的办法来办。

    对于十佳先祖是浙江人。后在崖山战败后被元朝贬为贱民，林夕认为还是可信的，因为林夕从后代从历史中得知确实有蒲寿庚这个人。

    于南宋绍熙元年，蒲氏家族迁居泉州。其父蒲开宗通过外销当地土特产和引入香料获利颇丰，朝廷赐其“承节郎”官衔。同时期其父又捐资修桥建祠，得到当地人好感，成为土著。

    蒲开宗去世后，家业由其子蒲寿庚和蒲寿晟继承，专门从事海外贸易。后蒲寿晟隐居，家业由蒲寿庚掌管。蒲寿庚所居泉州因土地面积狭小，居民生计主靠海商维持，加之蒲氏家族与各商海家族联姻，一举成为领袖泉州海商的家族。

    南宋末年，东南沿海地区常有海寇作乱，海寇势力甚至连政府正规水军左翼军都无法抵挡，蒲寿庚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协助官府击退海寇，因此功劳，南宋咸淳十年，蒲寿庚被任命为泉州提举市舶使，正式成为掌管海外贸易的官员。

    1276年，北方元朝大举南下，临安的南宋恭帝投降。6月，抵抗派大臣在福州拥立恭帝的弟弟益王赵昰为帝，建立南宋流亡政府。

    咸淳末年，蒲寿庚势力之大，显然已经成为泉州城的实际掌控者。蒲寿庚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因而宋、元两方都采取措施拉拢他。为了笼络蒲氏家族，刚建立的流亡政府便授予了蒲寿庚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之职。

    同年年二月，元廷也注意到了蒲寿庚，知道蒲氏家族在泉州拥有巨大势力后，认为他是辅助元朝建立水师和扩展海外贸易的理想人选，1276年3月12日，临安投降不久，伯颜便派亲信不伯、周青前往泉州招降蒲寿庚、蒲寿晟兄弟，蒲寿晟早已看清大局，并“劝寿庚据泉以降元”，与蒲寿庚达成一致。

    这场秘密会晤的传言和谍报也传到了张世杰耳中。南宋流亡政府宋室皇帝赵昰与枢密副使张世杰乘船退到泉州港口。

    蒲寿庚作为广东招抚使到船上去觐见皇帝，请皇帝一行住到泉州城里去。张世杰此时对其是否还忠于宋室已心存怀疑，就没有答应进城。

    因蒲寿庚当时掌控泉州海船，有人劝张世杰把蒲寿庚扣留，不让他回泉州，以便增强海上抗元力量。但张世杰未听手下劝告，把蒲寿庚放回了泉州。

    因为流亡政府人员太多，舟船匮乏，张世杰就下令没收了蒲寿庚商船四百艘及船上财物，商船是蒲家的来财根基，没收了他的商船，就是断了他的财路，使他家以后在海上无立足之地。

    在此情况下，加之长久以来的矛盾，蒲寿庚宣布叛宋降元。于是，他立即下令关城，并纠集手下武装杀死城中的宋室成员和大臣，驱逐宋廷流亡船队出海。张世杰对此无可奈何，只能保护皇帝离开泉州南下广东。

    7月13日，张世杰围攻泉州，福建南部山区的山民纷纷前来，响应张世杰。9月，宋军一路猛攻到了南门，蒲寿庚顽固守城，城中仍有大量拥护宋廷的人，来此避难的皇室的人以及一些曾驻守淮河防线的士兵。蒲寿庚担心城外围攻的时候，城中发生暴动，便邀请各方带头之人赴宴，假意要与大家商量一个妥当之法。趁众人聚集时，屠杀了所有人，他的属下则围杀了城中剩下的宋朝遗民。回想蒲寿庚对待朝廷的态度，给林夕的心里深深种下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信念。

    林夕躺在床上回想他所知道大明的一些消息，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中除了秦和汉以外立国最正的，也就是说他立国的基础符合大义。

    历史上对各朝的评价，一直有得国正和得国不正的说法，而公认得国最正者为明朝有两点。

    一、匹夫歧视无凭，借威病之嫌。二、为民除暴，无窥神器之意。

    说大白话就是开国皇帝，那是一介草民，打天下全靠本事，而不是像唐朝、宋朝这类，要么借武力篡位，要么欺负孤儿。

    启始初衷是为这天下苍生推翻不正，不是一开始就瞄那大位去。照这两条标准，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跟刘邦开创的汉朝一样，称得上得国证正。

    可算逮着大鱼了啊，甚至硬气大臣主导下，大明另立新君，皇帝没了，再列就完了，跟主权啊，一丁点儿不能丢，甚至窝囊。上行下效，流风所记，虽不及唐朝奔放，宋朝潇洒，但自有淋漓之情。文人武将，才子佳人，都和紫禁城里的帝王一样，散发着共同的精神气质。所以这个朝代能出现于谦、王阳明、海瑞、张局长。这大概就是孟子所为，即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不合亲不赔款，不可地不纳贡的硬气大明朝。

    公元1351年，也就是元至正十一年，蒙古统治全中国仅仅72年，就到了末日边缘。

    在蒙元帝国，依据归复的时间不同，把全国的民人分为四等。一等人是蒙古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北方汉人，最下等人是南方汉族人。在这个帝国里，蒙古人享有各种特权，可以随意欺压剥削汉人。

    法律规定，汉人被蒙古人打，不得还手，蒙古人把汉人打死只需赔条驴钱。蒙元帝国对汉人实行“户保制”，十户百户一保，保长必须是蒙古人，一个蒙古户长管理百户汉族家庭，在这个村子里，汉族村民要把好吃好喝的拿去孝敬管理他们的蒙古人，甚至汉族新娘子的初夜权也要奉献给蒙古户保长。

    到了元顺帝统治期间，不仅政治腐败透顶，民族压迫日重，而且还突然传出一个让汉族人崩溃的“新政”——蒙元权臣伯颜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永久解决掉汉人的反抗能力。

    这个绝望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北南汉人都禁不住骚动起来，群情激奋。韩先彤和刘福通在颍上白鹿庄聚集了3000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

    起义军一举占领了颍州。因为他们头裹红巾，所以当时人们将他们称为“红军”。

    虽然韩山童部起义后遭到包围，不久牺牲。但刘福通接过大旗，把军队做大。

    起义暴发后形势发展十分迅速，短期内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公元1355年，刘福通与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国”，国号“宋”，改元“龙凤”，立志恢复汉民族的中原王朝大宋江山。政权建立后，红巾军踌躇满志，挥师“北伐”，同时在南方红军的势力也迅速扩大，而朱元璋就是南方红军中的一员。林夕也是翻阅史书才知道。此时的人们称元末的义军就是叫红军，至于林夕在后世历史书上看到的所谓的红巾军一说。可能是民国才改的。

    刘福通北伐军失败后，红军左副元帅朱元璋继承北伐大业，发布的北伐宣言。其中最收揽天下人心的一句话，除了“志在逐胡虏”，“逐胡虏”，就是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

    “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则表明汉民族不是要压迫蒙古等少数民族，而是要恢复华夏道统，建立一个具有传统秩序的、百姓安居乐业的民族平等社会。

    朱元璋北伐的口号已经从刘福通等人提倡的简单的民族复仇、种族灭绝，到恢复中华、一视同仁、民族大团结。

    这给朱元璋的“民族解放”事业平添了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藉此旗帜，朱元璋之明军很快聚敛了全民拥戴和百万雄师建立了大明王朝。

    当年大明打出来的是拯救百姓于水火，让天下人都饱暖的口号，号召起了千万百姓，这可是大明立国时与贫苦老百姓达成的社会契约，问题是那些皇帝，官员，富人们遵守这些契约的吗？他们忘了这事儿了。

    如今的大明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那些占有的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富人还弄了个论调，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那些文人总是说富人会更有良心乐善好施，富人素质更高。这些富有的人都是大善人去帮助更多穷人。

    可是真实的事情却是他们每天自己琢磨着怎么能够富过三代，每天自己怎么能赚的更多。

    为了不引起底层人的反感，他们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假说。人为创造了一个阶层就以为富人特有的叫精英阶层，穷人叫平民阶层，平民是没有素质的，富人是更高素质，这是一种假象。

    其实就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把本来应该分配为底层人民的财富搂到了自己的兜里，并且还告诉那些底层的人，你们穷是因为你们不高贵，你们没有本事，而我们富是因为我们血统高贵，并且我们学识很高，可以创造财富，而你们就要听从我们的，我们可以保证你们衣食无忧。

    实际上那些富人在不断的侵吞国家的财富，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强大靠的不是那些富人，而是那些平民，尤其是富有的有知识平民，在唐代以前这些人叫做良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