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公认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且是唯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流传的文明。

    司马迁铸就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史记，根据此书记载，中国古代有可靠记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型科学研究项目于1996年5月正式启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合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领域的二百名专家学者，历时五年，终于在世纪之交制定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这对于先周历史研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

    周武王克商之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关键，这一年是商周的分界线，确立这一时间的发生年代，就可以推断西周诸王的具体年份，并对上推和下的年代提供基础。

    但是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2000多年一直是争论不休，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形成了44种结论，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则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年份就达112年。

    为求得正确的克商年份，专家们在陕西丰西地区进行了认真的考古研究分析是周人都城所在地。

    周文王时期迁都于此，通过对该地的专家们确定客商之年应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之间是前后差距缩短到30年。

    就与此同时另一批研究先秦文献的专家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

    除此之外，一批天文学家还通过现代天文学的方向反推武王克商时关于天象的记载，得出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三个克商之年的方案，但即便如此，专家们也只是缩小了时间范围而已。

    而且由于上说并未记载这些年份，所以要想确定具体年份只能进行推论，专家们全面推论中外的历史文献，发现公元前1046年是最为合理的，而这一年于天文考古两方面的研究又是相符的。

    所以最终把公元前1046年锁定为武王克商的具体年份是因为当时发现了一件西周的青铜器利簋。

    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这件青铜文物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永久不允许出现展出的国宝之中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他把我们中国的夏商周三朝断代工程之中的商周断代明确到了公元前1046年的1月28号。

    史记的夏商周的三朝，有准确纪念的的历史是从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开始的，在这之前呢因为没有具体的年代记录。

    在这之前呢，其实在民国时期我们已经通过了河南的殷墟，陕西的斗鸡台，已经知道了商和周是真实的存在的。

    但是商朝和周朝具体是什么时间断代的一直都得不到一个有效的说明。

    这个时候1976年陕西临潼林口县老百姓在施工的时候发现了这件青铜器，那么青铜器中呢一共有38个铭文，这个铭文虽然呢只是简单的一小段，却完成了商周断代这一重大的历史工程。

    这件青铜器上写的是什么，它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

    它说武王征商，当时武王还是两个字儿合并成一个字儿的文王、武王在当时都会这样合并啊。王就是大斧头。

    武王去征商利看到了什么呢？

    在甲子日的早晨，这个子字很有趣，子是什么呢？子就是孩子啊，孩子刚出生之后呢，瞪着他圆圆的眼睛，头上的毛还炸着呢，最可爱的一个中国字。

    在甲子日的早晨，招字儿也很有意思，招字儿的代表的太阳的正从树林之中在逐渐的升起。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叫岁星出现在了天空的正当中，岁星是中国计年的时候最重要的一颗星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木星。

    木星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来到了正当中，因为鼎是中国古代祭祀的时候呢，放在整个宗庙的最当中的那个物品最为重要的物品。

    所以岁星出现了正当中克遂有商。当天就推翻了商王朝，这个呢和尚书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当天就推翻了商王朝。

    辛未在八天之后，王在管师。王来到了管师城四幼利利津赏赐给这个叫利的人，他的职称叫右利。

    他是干嘛的呢？左力计言，右力计行，当时的王身边都会有两个史官，这两个史官一个是记他说的话的一个人替他做的行为的，所以做大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的一言一行必须要符合当时的礼制。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右利参与了这次的活动，所以给他赏赐了很多的金，就是铜用作汤宫保尊仪。

    这个利也很高兴，用这些周武王赏给他的铜做了一个保来纪念自己的祖先。

    说明了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第一就是武王征商的那个日子。第二，当时出现了岁星在正当中。

    那么岁星为什么能够证明时间呢？

    岁星也就是木星中国古代是涉及到我国一个最古老的计年方式，干支纪年。

    中国古人认为我们的地球作为一个球体啊，可不是天圆地方，是一个球体。

    我们的先人在用天干地支纪年的时候就知道大地是个球体。

    在古老的中国那时候天文学呢并不发达，那时候还坚持那么宇宙的中心是地球。

    天圆地方，天圆，顾名思义嘛，所谓的宇宙中星星的是围绕地球旋转的。故以测天为圆，就是用圆形来测量天相。

    地方指大地四方，则只是地的四个方向东南西北，并不是说地球是方的。

    但是我们当时是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地心说。

    天干地支纪年是以地心说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纪念年方式。

    当时的人还提出了宇宙的概念，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为今来为宙。也就是说了宇是个空间概念，而宙是个时间概念。

    当时的人们是以天为蛋清，地如蛋黄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当时人们的宇宙观的。

    当时人们认为宇宙它像鸡蛋黄似的，外面有个天穹，我们所处的地球在中间天穹包在外边，其他的星辰都围着我们在转，而太阳围着我们转的那个轨迹叫黄道，然后因为太阳转一圈正好是一年。

    所以这一年没法儿来纪年，那怎么来计年呢？我们发现了一个跟太阳运转的轨迹几乎重合的星辰就是木星，木星也在黄道的附近在运转。

    那个时候的古人观测到木星沿着黄道围绕地球旋转是需要11.85年约等于12年，把木星相对大地的位置分为12份，如此衍生出了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把天空分成了十等份，叫十天干，于是木星每转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就是天干加地支纪年法，这样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干支纪年法。

    古人又而观测到土星沿黄道围绕地球转旋转一周大概需要29.458年约等于30年。

    古人通过视觉观察木星和土星运行的相互规律，大概需要20年产生一次两星重同宫的现象，就是两颗星处在同一个位置。所以古代定为20年为一运，以此推算每60年两星同宫三次，以此来界定60甲子用来记录时间，这就是天干地支计年法。

    天干是十个，地支12个，这两个组合一层呢是120，为什么是60甲子呢？这个阳天干啊一定对着阳地支，阴天干一定对着阴地支还去除了阴阳的组合就正好砍掉了一半，所以正好剩60，这就是六十甲子。

    其实这只是一个简略的计算介绍，干支记年方法实际上要比这个复杂的多，其中还涉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对于这套纪年方法的修正。而且对于中国干支纪年的方法，《西游记》的开篇就有中国的上古时间计算方法。

    周克商年份确定之后，从周朝的开始，商朝的结尾以及周朝诸王的年代便明确了下来。

    接下来要解决的便是盘庚迁阴的年代，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自武丁丁到他儿子祖庚期间发生了五次月食，这对确定武丁的年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天文学家的推算，武丁在位年份应在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的范围内，而据尚书记载商王武丁在位时间正是59年。

    学者又根据甲骨文与史记的记载，商王武丁以前为小乙、小辛、盘根三王，而这三位又是一代人。综合一代三王总年寿的合理性以及文献资料的记载，专家们终于找到了盘庚迁殷的具体年份，即公元前1300年左右，并由此推定出商代开始的年份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

    其实天文学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比如在对西周周王的年份确定中，天文学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书记在周易当中，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天再旦几日出两次的奇异天象，这种意向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日食，只不过这个日子比较独特，发生在了早上使看到人们有一种日出两次的错觉。

    专家们对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40年间的日食进行了全面计算，得出公元前899年四月21日的日时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在旦的现象。

    1997年的时候，我国新疆北部就发生了一次天在旦的特殊日食，这次的天文奇观证实了天在旦的可能。

    也给了专家们全新的推算点，经过新一轮的推算，再次得出了公元前899年为周懿王元年的结论。

    而考古学家们出土的周一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再次证明公元前899年为周易王元年数次的不谋而合，为西周王年代表的确定拿下了铁一般的基础。

    以上三个关键性年份的确定如同是荒野之中的明灯，为夏商周断代研究划定的范围指明了方向这一学术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可谓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空前盛况。

    尽管随着《夏商周年表》的公布，也终于告诉其中对夏代的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不但为进一步对夏商周的年代精确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洛阳地区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证，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几年的努力，从而结束了中国编年史不足3000年的尴尬历史，由此中国5000文明史到确定。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台，这是我国迄今最具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这个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

    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1月28日。

    根据该年表还排出了国人暴动之前，西周十王具体的在位年份。以及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12王的大致在位时间。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走向繁盛的重要时期，往上可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三皇，往下都可开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格局。

    夏商周三代科学纪念的确定不仅将使中国5000年文明历程得以证实，同时也将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林夕就决定以这些为时间锚点，然后在结合各种的史书来填充时间线的各个阶段。

    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时间轴，而把自己需要的故事安排在这些时间轴上。从而编写一部三师兄要求的可以面对广大信徒宣讲，而且那些有历史根底的读书人也挑不出大毛病的故事集。

    至于这些时间上的不准确，其实林夕并不在乎。因为他要编的不是史书，而是像《三国演义》那样的基于历史史实经过改编和稍微杜撰一些内容的小说或者说评书。

    《三国演义》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编写的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他当中很多内容其实和历史上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火烧新野的是刘备，而不是诸葛亮；使出空城计的也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至于周瑜也不是那个小肚鸡肠的周公瑾。他也不是被气死的，而是由于得了疫病而病死的。

    再说《三国演义》小说中的最著名的片段火烧赤壁，其中讲到诸葛亮借东风，以中国古代对天文知识的重视，在每天都观测天文现象的时候，顺便记录一下当天天气情况并不是一个多么奇怪的现象。就像现在写日记还要写上时间，地点，天气等内容一样。

    而经过长时间的记录，其实很容易就发现在隆冬季节快要结束，春季将至的时候，江东地区刮东风的自然现象。

    其实这么讲诸葛亮社坛巧借东风，也就没有什么神秘的。只不过他知道了东风的刮东风的时间，借助迷信的手段，给兵力较少而且装备也不如曹军精良的孙刘联军一些信心而已，说白了就是一种造势的手段。

    而随着东风而来的火攻不但是历史的史实，而且也是《三国演义》而火攻则是赤壁一战的核心。

    《三国演义》里赤壁之战绝对是全本书最精彩的一节。

    从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立牌重义一直到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全都是描述赤壁之战。

    前半段写的刘备烧新野，弃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曹丞相的兵威震东吴。这当中最精彩的就是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救阿斗和张飞喝断当阳桥。

    后半段庞统巧献连环，黄盖诈降，蒋干盗书，直至火烧赤壁曹贼仓皇逃窜，在这段故事中就有庞统为曹军的瘟疫士兵治病的描写。

    在这两段文字当中的其中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火烧赤壁，一切故事都是围绕赤壁的这一把火来描写。仿佛赤壁一把火，直接把曹军烧了个一干二净。

    赤壁之战，曹军的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瘟疫、诈降、火攻缺一不可，这也正是三国演义的魅力所在，英雄豪杰，金戈铁马，尔虞我诈，共同谱写了战乱时代的壮丽诗篇。

    历代文人骚客关于赤壁之战的写的诗很多。最有名的一首就是杜牧这首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再有就是苏轼的赤壁怀古。其中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谈笑中，墙撸灰飞烟灭。

    《三国演义》故事写的非常精彩，但不能琢磨，一琢磨就要发现问题了。

    先从兵力对比上来说。根据史料记载，曹军在赤壁之战开战前，其兵力在15万左右，其中荆州降军为5~6万，从北方带来的曹军有10万。

    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只有5万左右的兵力，其中大部分还是水军，可以说兵力对比十分悬殊。

    所以才有了赤壁之战发动的原因，企图利用水火之力来打败曹军，因为正规野战无论从兵力还是武器装备上，孙刘联军根本不是曹军的对手。

    这也是小说着重写这一战的原因，以少胜多，而且是大胜，非常博人眼球。

    再说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这10万由北方来的曹军，都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老兵。

    他们打过吕布，打过袁绍，打过游牧民族，南下时连着刘备从新野一路逃到了江夏。

    蔡瑁，张允更是带着刘崇直接投降，其实力不容小觑。

    火烧赤壁固然给曹军造成了重大打击，但主要是战船损失和士气低落，而非人员伤亡，大部分士兵当时并不在船上，而是在岸上。

    这火烧的再快，岸边的曹军也不可能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哪怕是战船上的曹军士兵，恐怕也只有直面东吴火攻的那几艘战船上的士兵才来不及逃跑。

    再说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说明与吴军直接水战的是荆州的降军，而不是曹操的北方的主力。

    因此火烧赤壁虽然让曹军失去了继续打水战的能力，但陆战上的影响并不大，至少到不了让那些百战老卒一路溃败千里的程度。

    赤壁之战的大败未必能将曹军水军烧个一干二净。曹军在赤壁之后固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孙刘联军在野战甚至守城战中都打不过曹军，又如何能战胜在野战城内防守的曹军呢？

    但无论是小说中还是在三国志的记录当中最终结果却是江陵及其周边的所有长江南地区被孙刘联军所得，曹军只守住了江北的襄樊。

    只不过嘛火烧赤壁这个故事在三国志中可不止一个版本，而是三个。

    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人与人产生了冲突，自然而然的就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说辞，想要解决问题，要么找个有威望的人评理，要么找权威机构进行调查并给出裁定，说白了就是找裁判。

    但出生于赤壁之战20多年后的三国之作者陈寿，显然是不想做裁判的。

    他把不同版本的故事全都写进了史书里，所以三国志中明确记载了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

    魏书中说是曹操军中大疫，烧船自退。蜀书中说孙刘两军打败曹军，还把曹军的船给烧了，之后曹军爆发瘟疫，曹操撤军。吴书中说赤壁火攻，大获全胜，随后孙刘联军继续追击，直接把曹操赶跑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就是来源于吴书。

    三个不同的版本，源于魏蜀吴三国不同的诉求。

    对曹操来说吃亏的事情要为尊者讳，因此重点放在了瘟疫上，乃非战之罪。

    对于刘备来说要放大自己和周瑜出战，打败曹军的势力，明确孙刘联盟的正确性，还要彰显焚烧战船是自家作战游盟取得的战果。

    对孙权来说，自然要选择大书特书自己火烧赤壁的功劳，瘟疫的比重啊能少就少。

    所以三者都没有错，只不过叙事角度不同而已。

    根据各方的记载，我们也能拼凑出尽可能真实的历史，赤壁之战前期曹军内部就已经出现了瘟疫，这影响了曹军的战斗力，导致初战不利，暂住乌林。

    但此时曹军仍有十几万兵马，并有着大量战船，对孙刘联军有着巨大的威胁，因此设计诈降，火攻，将曹军水军战船付之一炬。

    失去战船的曹军就此失去攻取江东的能力，由于军中正在闹瘟疫，曹军无法以孙刘长期对峙，所以只能撤退。

    但此时瘟疫规模已经扩大，曹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幅度的下降。曹军在陆地上也已经不是孙刘联军的对手，江陵失手，曹军最后退倒了江北的襄樊地区。

    瘟疫对曹军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合肥战场孙权大军攻打兵力空虚的合肥，打了100多天都没能取胜。

    而在曹仁反攻夷陵的战斗中，吴军甚至做到了在陆地上将曹仁指挥的曹军击退。

    曹操曾从荆州主力分出一部分去支援合肥守军。但一向兵贵神速的曹军，史书中的记载却是久而未至。

    未来在逍遥津喜提称号的孙10万固然没有周瑜能打，但合肥方面的曹军也就是小猫三两只。

    江陵曹军更是不缺将领，曹仁自然不必多说，徐晃和从襄阳过来支援的乐进也都是曹操手下五子良将。

    但即便如此，曹军还是在江陵被打的抬不起头来表现甚至还不如合肥守军呢。

    曹操在攻占荆州之后，曾经停留了几个月，安抚人心，虽然算不上固若金汤吧，但也绝对不是遍地反贼。

    如果没有瘟疫，曹军完全可以在陆地与孙刘联军进行野战，荆州一带荆襄的大族可以供给曹操大军粮草。

    曹军仍然有10万之众，即便无法迅速击退孙刘联军也不至于打的这么窝囊，而只要曹操守住荆州，东吴就一直处于战略劣势之中。

    只要等曹军喘过气儿了，那是东吴一直有灭国的危险。

    所以曹军但凡有一丝可能，曹军他绝不会一路退到襄樊。

    其实曹军表现如此差劲的原因，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史书中明确记载大疫力士多死者。

    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和熹平二年，都有出现大瘟疫的记载。

    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的原因便是东汉末年，当时疫病大流行时的大贤师张角施舍符水治病，聚信徒36方。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大起义。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后群雄争霸局面的形成，中原大地死人更多，瘟疫也就更具有毁灭性。

    而建安年间更是整个三国前后瘟疫最严重的时期。而建安年间的瘟疫又以建安22年作为严重。

    根据曹植说疫气所讲，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失之哀，建安七子里的刘桢，陈琳都是在这一时期，因为疫病而去世了。

    然而三国时代的瘟疫，并没有因为三国时代终极而结束。

    三国归于晋一统后的两年，西晋太康二年境内仍然还在发生瘟疫。

    长达100多年的瘟疫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氏族都死了之后，汉人人口也从东汉后期的6000万一路下降到三国末期的3000万。

    这里的人口减少不仅是战乱，饥荒与瘟疫也是重要原因。

    所以建安13年东征孙权的曹军出现瘟疫再正常不过了，荆襄地区气候湿冷，北方而来的曹军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水土不服，容易生病，军中爆发瘟疫合情合理。

    更重要的是史书中是有曹军中出现疾病的记载的，只是《三国演义》忽视了瘟疫的存在，毕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的也没写。

    《三国演义》原文的东风就是物理意义上东风，后来才多用来表示时机。

    或是但其实帮助孙刘联军取得最终胜利的东风很可能不是物理以上的，而是象征意义上的东风瘟疫。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相差的并不是一点，甚至其中的主要人物鲁肃实际上并忠厚，而是相当聪明还是在三国时不次于诸葛亮的谋士。

    《三国演义》中忠厚几乎迂腐的老实人，更是史书中豪爽豁达的风流侠士，他就是三国时代最被低估的谋士鲁肃。

    他出身于巨富之家，为人性格豪爽，乐善好施，年少时期就气度不凡，颇有谋略。

    鲁肃早先曾与周瑜为好友，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也有体现，《三国演义》中的介绍是当时周瑜家已经没有粮食了，鲁肃家有两斛粮食，他便借了一斛给周瑜。

    随着江东局势发生变化，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执掌东吴。

    鲁肃在周瑜的推荐下，鲁肃来到东吴，而鲁肃和孙权的第一次约谈就相当传奇，因为两人是同坐一张大塌，所以鲁肃的这一番谋略被称为塌上策。

    虽然在历史上塌上策没有隆中对名气那么大，但是论战略水准却是毫不逊色。

    鲁肃的塌上策精准的为孙权指出了战略问题和发展方向。

    其一、他指出孙权想仿效春秋时期晋文公图王霸之业的设想是不现实的。

    因为曹操已取得挟天子以令以令诸侯的优势的政治地位，而且手中掌握着庞大的军事力量，曹操的力量也不是能轻易铲除的。

    其二、鲁肃建议孙权割据江东，伺机而动，利用曹操暂时与北方的众多诸侯混战还未统一北方无暇南下的机会，进攻刘表占据荆州，然后尽战长江以南二分天下，最后建号称帝，逐步夺取天下。

    鲁肃鼎足江东，二分天下的塌上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在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顶级策略，两者同样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客观形式，并提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

    而鲁肃他上次的提出比之隆中对还早了七年，由此可见鲁肃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眼光时不在诸葛亮之下。

    随着曹操稳定北方局势，怕被孙权夺得占领荆州的先机，于是率军南下，从而引发了后来举世闻名的赤壁之战。

    在赤壁之战前夕，刘表病死，鲁肃借去襄阳调研刘表的机会，主动接触了仓皇南逃的刘备，为孙刘结盟打下的基础，因此鲁肃毫无疑问是孙刘联盟能够促成的第一功臣。

    随着刘表的儿子刘琮已经献出荆州给曹操，而东吴在得知曹操准备渡江东进时，群臣纷纷劝孙权投降，唯独鲁肃一语惊醒梦中人，点出众人皆可投降，唯独孙权不可投降的关键所在，打的坚定了孙权与强敌曹操血战到底的决心。

    最后在赤壁之战后，鲁肃又从全局考虑立选孙权把荆州借给战略盟友刘备，促进孙刘联合共同抗曹操的计划。

    其实或许很多人觉得此举是肉包子打狗，得不偿失，其实背后所体现的正是鲁肃的深远的战略眼光。

    赤壁之战，孙刘两家虽然以弱胜强打败了曹操，但论实力孙刘还是远不及曹操，只有走联合抗曹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则是朋友。

    鲁肃此举一方面增加了反抗曹操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以刘备作为屏障来阻挡曹操对东吴的威胁，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鲁肃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他终生不渝的坚持这一战略方针，并为之竭尽全力。

    而曹操在听完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消息后，正在写信，更是震惊之下落笔于地。

    随着刘备占据益州势力的不断壮大，东吴要求归还荆州，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鲁肃作为军前的军事统帅和刘备留在荆州的军事统帅关羽各为其主摩擦不断，但鲁肃屡屡以大局为重，尽量安抚双方之后便发生著名的单刀赴会的故事。

    原本《三国演义》中美化关羽的单刀赴会，其实真实情况并不是像小说演绎的那样，关羽坐着一艘小船到江东去赴宴？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以鲁肃和关羽各代表孙刘双方在湘江谈判。

    鲁肃为了表示诚意邀请关羽提出各自将兵马布置在百步以外，只有将军们各带单刀赴会。

    虽然看似风险等同，但是面对一流武将关羽加之原本就剑拔弩张的态势，鲁肃所承受的风险和压力自然更大。

    然而鲁肃做出决定后，手下将领出变故，劝说鲁肃不要赴险地，鲁肃毫无畏惧赴会，由此也能看出其非同常人的勇气和魄力。

    最后在双方的不断博弈下，双方议定依湘江水北界平分荆州，孙刘休兵罢战。史称湘水画界。

    让我们的心目中认为唐朝的贵族和普通百姓非常的奢侈。

    这是因为在唐代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中国经历了大瘟疫，这次大瘟疫实际上呢，是历史上对中国应该说整个的经济政体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东汉时期的伤寒在魏晋时期一直的长期的流传。那么这个伤寒。

    当时张仲景提出了要研制伤寒散，这个伤寒散呢，炼制的时候，它所使用的那些工具。也就是煎药熔炉也好，还是它盛放的容器也好，都是金和银制成的。

    但是练字的伤寒散的确控制了伤寒大疫，使人们得以剧活了下来。

    这样就在以后的人们心目之中形成了一种概念，使金玉者可得不死。

    用金和玉做成了容器之后，然后就可以让自己避免于瘟疫，可以不死。

    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依然如此，我们现在看到唐代的贵族和世家大族大量使用的金盆，银盆和银椅。

    那是当时人们用来呢。洗濯清洁的一个工具。这是沃冠之礼。

    我们知道卧冠之礼实际上呢，是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一经所有的一种礼节。

    中国人古代的时候呢，可以说彬彬有礼。这个彬彬有礼呢，说的就是当你到了别人家里去做客的时候。

    那么主人就会到门口来迎接你，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年长的仆人会拿着手中的椅来倒水，一个年幼的仆人会捧着手中的盆来盛水。

    水从上向下倒入的时候，客人会在流淌的水中来洗手，主人的手里会拿着一个巾，然后帮你来擦手啊，这是你到别人家里做客的第一步。

    那到了唐代的时候，当时的这些盆子已经开始被金银来取代了，金盆呢，是当时的唐代贵族用它来盛放水，这既是代表了自己对于宾客的一个重视，同时也是自我的一个地位的标榜，我能过什么样的日子，你是用不起这样的东西的。

    那同时唐朝因为这种金盆依然的非常的罕见，能够使用纯金器的是必须是亲王以上的国公级别的人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现在江湖上流出流传的金盆洗手，其实就是借鉴。金器在唐朝时只有国公的地位的人才能够使用这个特点，说自己已经达到一定的地位了所以自己就不在干以前的事情。

    其实也是形象的表达了唐出的那些武将起身于草莽，最后都获得国公这个爵位的美好的寓意，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寿终正寝的。

    因此当时唐代的女子她们呢，喜欢用金盆来洗面。他们认为用清盆洗面的话，可以让一个女人保持容颜的青春不老啊，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这种暗示。

    那唐代的诗歌就写到归来院中重洗面，金盆水中翻红泥，就是当时的唐代女人化妆化的实在是太浓郁了，所以回来之后用这个东西来洗脸，光是洗完脸以后，里面落的那个胭脂底，底下的胭脂沉淀的是一层红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唐代女人要化妆成什么样的。所以浓妆重彩才是对唐人对化妆的一种表述。

    同时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么父母呢，就会把他在第三天的时候放到这个盆子里来为它洗涤，称之为叫洗三。

    国人认为洗三之后，孩子们就可以避免瘟疫。可以呢，得到一生的吉祥，所以洗三这个习俗和百天抓周一样，都成为庆贺新生儿活下来的风俗习惯。

    而且现在富贵人家喜欢使用铜盆的习惯也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只不过金银盆太贵，普通人家使不起，所以就改为使用和金盆十分相似的青铜盆。而且婴孩洗三的仪式一般都是在使用青铜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