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凡眯缝着眼睛，盯着李卫仁，眼神冰冷而锐利，每当他愤怒至极时，就是这个表情。李卫仁回避着他的目光，像小时候偷瓜被逮住一样，绞着双手低头不语。

    “小陈，打电话报警，就说我们这里大量线缆被盗窃被损毁，价值近百万元。”张一凡冷冷地，一字一顿地说。

    小陈拿出电话，“嘀嘀嘀”三声响过，他并没有拨出电话，而是不无担忧地看着李卫仁，李卫仁仍然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小陈满脸的无奈，说：“李卫仁，你也是考过一级建造师的人了，法律法规也该懂吧。我这个电话拨出去，你知道后果么？你是项目经理，这个项目发生这种事，你能脱得了干系么？就算你坦坦荡荡，清者自清，只是渎职这一条就够你受的！何况，这里的情况，铁证如山，就算傻子稍微了解点情况，也能猜出个大概了，你还撑什么撑啊！公司内部什么事都好解决，到了警察手里，那就只能公事公办了！我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傻了！”

    李卫仁虽然低着头，掩藏着目光，但是小陈的话，一字一句都听进去了，他的眼睛乱转，脑门上全是汗，所谓绞尽脑汁估计就是这种情况吧。

    这种人就是天生的狭隘，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他自以为是农村人，脸皮随时可以折起来揣在裤兜里，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戴上；而且，现在国家不是保护弱势群体么？不是保护农民工权益么？我就是弱势群体，我就是农民，怎么了！

    城里人从小养尊处优、吃好的穿好的，我们农村人生来就低人一等，凭什么啊！这笔帐，就是你们城里人欠我们农村人的！老子要好好的享受生活，找准机会就好好的欺负欺负这些城里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小时候受的苦，老子要连本带利的收回来！老子怕什么！有国家给咱撑腰呢！

    你们城里人不是好面子么？咱不是人咱没面子，怕个鸟啊！等哪天老子发达了，做足了面子让你们瞧瞧！

    别看咱现在跪着，那是时势所迫，等哪天站起来了，不把你们这些城里人踩在脚下，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才怪呢！

    什么法律法规，还不是当官的一句话？这些线缆，就是我拿出去卖了，怎么着吧！警察来了，我就是不承认，我看你们怎么办。难不成为了这点钱把我毙了？！卖点破线，罪不至死吧！

    原本小陈的话像针一样，一下下的刺进他的心里。可与生俱来的狭隘无赖的思路，顽固地缠绕于他的脑海，让他心存侥幸，决心撑下去。于是，他从容的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痛苦模样，低着头就是不说话。

    看着他那恶心样，小陈也有些恼火了，直接揿了通话键。

    李卫仁那发黄的眼珠，滴溜溜的转着，在小陈、张一凡和眼前的地面上打着转。忽然，他猛地醒悟了，急急扑向小陈，把电话压断了，可怜兮兮地说：“张总，是我鬼迷心窍，贪这点小钱，这些钱我赔，行么！”

    “赔？你赔得起么？你知道你这垃圾瘪三贪这点小钱，给我带来多大的损失么？嗯，你倒是说说看，你赔得起多少钱？”此刻，张一凡冰冷的眼神简直能砍死人。

    “呃。呃，卖那些线我总共得了两万多一点，我全赔出来，行么？”李卫仁说。

    “妈的！两万！你这个瘪三！我五六十万的线被你两万块钱当废品卖了！你这个祸可是闯大了！”张一凡的火气蹭的冒起来。

    李卫仁指着施工队的领班，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是他们！当时，我检查出了这个问题，质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塞给我两万。那段时间我手头很紧，一时糊涂就收下了……张总，我错了，原谅我这一次吧！”

    “他说的是真的么？”张一凡的目光转向施工队的领班。

    那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南通乡下人，身高体壮，眼睛大而浑浊。

    这支施工队跟着张一凡干已经快两年了，最初就是高得宝高总推荐过来的。开始的时候，让他们做了几个十几二十万的小单子，活干的还不错，做事也很上道，所以把家具建材市场这个项目交给他们做。没想到，第一次接手稍大一点的项目，他们就原形毕露了，这个高总，他自己邪行，打交道的人也透着邪行！

    即使是李卫仁诬陷了他们，作为施工队把活干成这个样子，那也是万万说不过去的。

    领班听到李卫仁的指控，眼珠子一翻，双手叉着腰，立刻口沫横飞地反击：“你瞎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你有证据么？没有证据你乱冤枉人可不行！”

    李卫仁毫不示弱的回答道：“你做没做自己心里清楚。我确实没有照片，可你别忘了，工地的出入口还有围墙上都装着摄像机，录着相呢，图像可以保留一个月，有没有去查一查就知道！而且，随便去工地外面找几个骑着三轮车到处收破烂的人来问一问，就清楚了，你们把一卷卷的成品线，按斤卖给那些收废品的，工地上的门卫和保安都知道！”

    张一凡没心思听他们狗咬狗，吼了一声：“别吵了！”之后拿出手机拨通了高得宝的电话。他压着火气，把情况详细的讲了一遍，最后用不悦与质疑的口气问对方该怎么解决。

    电话那头，经过了短暂的沉默，高得宝说话了。首先他很义愤地痛斥了那支施工队的卑劣做法，然后撂下一句，让张一凡该怎么办怎么办，不必考虑他的面子。

    这是明显的推责任的做法，当初接受这支施工队，张一凡是有点不情不愿的。这支队伍没有施工资质，也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连营业执照都没有，典型的街头游击队，若不是高得宝胸脯拍得梆梆响，又用自己的公司做担保，张一凡是绝对不可能让他们来做自己施工单位的。

    “老高啊，按说这些工人出岔子，我是不该来找你的。只是因为当初他们进来的时候，用的是你公司的资质啊，所以，我只能找你了。如果数额不大，万把块钱，也就算了，现在可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损失啊，我也没有办法了！”看着对方耍滑头，张一凡索性把窗户纸捅破了。

    他虽然不想得罪高得宝，但面对着如此惨重的损失，该得罪也只能得罪了。即使烟草大厦这个项目拿下来，最后能挣多少钱呢？而现在，上百万的损失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

    同时，烟草大厦这个项目的施工，高总不也提出了要拿下施工这一块么？现在不把话说清楚，只怕接下来会有更大的麻烦呢！

    张一凡把话说得很明白了，电话那头，高总几乎是想都没想，建议张一凡立刻报警，并信誓旦旦地保证，立刻让人把这些人的身份证传真过来。

    张一凡听完，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这个老高，可真是捣糨糊的高手啊，奶奶的，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农民工监守自盗，在行内早已不是新闻，甚至可以说是很普遍的现象。出了这种事，只能找这些人的单位，找他们个人是屁用没有的。警察来了，该抓地抓、该审地审，保证能还你个公道，但是，损失的钱钱是无论如何拿不回来了。

    面对警察，这些貌似憨厚朴实的农民工，肯定会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开始时，像革命先烈般的宁死也不承认；挨不过了，就装可怜，哭闹撒泼无所不来；到最后，乖乖地认罪认罚，可有一条：要钱没有，要命拿去！

    而那些没什么文化又掌握着权力的警察们，通常都会爱心泛滥，对这些真正的盗窃犯采取宽容态度，从轻发落。殊不知，警察们的这些没有原则的做法，纵容了犯罪，直接导致了社会越来越黑白混淆、正义沦丧！

    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仇富的病态氛围里。每个人都喜欢钱，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挣到钱，而的确有人轻易地几乎没什么付出的或者是用犯罪的手段挣了很多的钱。于是，落差出现了，心态失衡也在所难免。

    张一凡这类人可算作是很无辜的一群，他们吃过苦，为了生存曾苦苦的挣扎，在体制内外的双重包夹中，艰难地沉浮于风口浪尖，最终凭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挣到了钱。可是却面对着社会各方面的非议。

    有时，张一凡觉得，那些农民工都比自己要自在逍遥得多了。

    他们撅着屁股在阳光下干活的时候，自己同样在劳心劳力，付出的只会比他们多；

    他们只需要把那一小部分事情做好，自己则要统揽全局，让所有人的努力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他们偷懒耍滑，甚至不平衡到打算做点坏事时，自己却一刻也不敢松懈，因为沉甸甸的责任、公司所有人的命运都在自己肩上。

    他们在夜晚抠着脚丫看电视、或者去发廊找小姐做个保健时，自己多数时间都在电脑前，做着方案、画着图纸。

    这个世界似乎永远找不到那个传说中的平衡点，总是从这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

    高总看似于张一凡属于一种人，实际上不是。他是典型的被幸运云彩砸到了，而且，他们的做事风格有明显的差别。

    他们根本的不同在于教育背景和道德情操的差别。张一凡相信把事情做好才会有回报，高总则认为把人做好就能财源滚滚。

    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做生意的思路：张一凡认为钱是靠自己的知识与汗水挣来的；高总则坚信，钱是从别人口袋里骗出来的。

    张一凡强忍着气，对着话筒说：“老高，你知道的，报警有什么用？就算判他们个无期徒刑，那些损失也回不来了，你也做了这么多年的工程，该懂的吧。”

    高总的声音明显不高兴了，说：“那你说怎么办？”

    “这件事只能是公对公的，在我们公司的备案里，这些人属于你公司，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了。你怎么追究他们的责任，我没必要知道，告诉我结果就可以了。这是常规的做法，对吧，老高。”张一凡说道。这也的确是处理这类事情的正解之一，在法律程序上也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