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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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报到的那天,没有人送我

    报到的那天,没有人送我。有什么好送的,就在本市,骑自行车个把钟头就到了。可话又说回来,还不仅仅是个路程的问题。一句话,如果是上了大学,就是在家门口,父母也是会送上一程的。

    父亲临走前重复了一遍去的路线,并把一个纸条交给我,上面是二叔的电话。母亲破天荒地塞给我五块钱,像是送出嫁的女儿似的,嘱咐我要多长个心眼,办完事就回来,别再外面瞎转悠。把本来让人高兴的事,弄得怪不是滋味。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亲没有按时去车摊,低头抽着闷烟,心事重重的。

    我推上姐姐送的车子,抛开母亲恋恋不舍的目光,头也不回地融入了早高峰的人流中。这是年后第一天上班,寒冷让人们瑟缩着身体,浑身包裹的仅露出脸。呼出的热气不情愿地散去,在眉毛上结成了霜。不时响起零星的鞭炮,似乎在提示着人们,过去的一年已经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了。

    路面坑坑洼洼,残存积雪的路面让行人都格外的小心翼翼。我紧张地握紧车把,努力保持着平衡。随着进入市中心的柏油路面,积雪少来。我没了顾虑,脚下的节奏渐渐加快。我默念着,从今天起,我也是人这城市人流中的一滴水了。不过我更愿意成为一朵浪花。我彻底地和坐在教室的过去告别了。

    为了给单位一个好印象,我把辫子剪短了,还别致把两根辫子用猴皮筋扎在一起。这样给人的感觉既自然又活泼。甚至是可爱的感觉。我没有穿得太臃肿,粉色的高领毛衣,外罩方格薄棉粗布褂子。总之,我要表现朴素的形象,不能让人感觉出讲究吃穿,爱慕虚荣。

    我按照父亲说得地址,过了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朝南边的骑去。街道仅能通一辆车,碎石土路,坑坑洼洼,到处是积雪,空气中散发着酸臭的泔水味。这味道来自街道两旁各类简易房。每个门口支着各种小吃摊子,招揽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片人间烟火景象。油条,煎饼果子,缸炉烧饼,芝麻烧饼,罩火烧。在人们的嘴里咀嚼着,吞咽着。

    我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运输厂会钻进这狭窄的地方?可地面坑坑洼洼分明是大车造成的?正想找人打听一下,两声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划破了杂乱的喧闹,正在吃喝的人们纷纷往屋里钻,来不及的就紧靠两侧。一个店主愤愤地发着牢骚,“这他娘的,这还没到上班呢。”

    另一个嘟囔着,“当初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把个运输厂子建到这里?这出来进去的。”

    “你小子不知道,当初建厂时,这里还是麦田呢?”

    驶来的是一辆平头大货车,车身油漆成天蓝色。车门喷涂的厂名,正是自己要去的厂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司机是个苦瓜脸,嘴角叼着烟。他漠然地瞧着四处躲避的人们,神情没有丝毫的歉疚。今后我就要和这样一些人在同一个厂子里,但愿能离他们远些,最好不接触。

    大门一边立着块白底黑字木牌,工整的楷书写着厂名。两扇铁大门张大了嘴。由于年久失修,锈迹斑斑辩不出原来的颜色。顶上一排七歪八扭的箭头,象是老太婆脱落的牙齿。厂子有足球场般大(和我们学校差不多)院子里横七竖八挤满了车,人们有说有笑地打着招呼,好像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

    这时一个男人骑车晃进厂门,被看门的老头呵斥道,“猴子,再进大门不下车,我就把你的车胎扎了。”那人一回头,正与我的目光对视,我赶紧扭了头。

    “说你呢,你小子发什么呆?快滚一边去,别见了姑娘就走不动道。”老头的嗓门很大,但听起来却透着亲热。这到让我有些尴尬。正犹豫着怎么打个招呼,老头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明了来意。他的表情有些疑惑。我笑着道,“不信你可以问陈科长,劳资科的。”我的语调很轻松。我不想提二叔。

    简单作了登记,老大爷朝对面的楼一扬下巴。

    “请问在几楼?”

    “二楼。”

    厂区的天空阴沉沉的,如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黑纱。那是锅炉房的烟筒和汽车排气管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许是常年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人们的脸色也似乎蒙上了一层灰。与这阴暗的天空比起来,油烟混和的刺鼻气味,更让人不敢大口喘气。可这样一来,反而会被迫地张大了嘴,以弥补缺氧带来的不适。嗓子眼里发痒,只想吐唾沫。发动机的轰鸣声,也肆无忌惮地比赛似的一声比一声高。人们只好提高了嗓门喊叫。我抑制着用捂住耳朵的念头,加快了脚步。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你连这都不能适应,那只能说明胆怯了。

    地面油腻腻的乌黑发亮,我只好不停地绕着走。心里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滑倒。这让我的步态变得小心翼翼,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的司机停止了往水箱里加水,有的边用喷灯烤着油底,边打量着我。他们的眼睛表情好像都在说,这是从新来的妹子吧?还有吹起口哨的,阴阳怪气的。我装作没听到,目不斜视地走进厂子里最高的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