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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汉武帝的经济战

    刘小妮说到:“汉武帝刘彻文治武功,青史留名,不仅是因为他开拓西域的壮举,还因为他足够传奇的人生经历。从斗败两位太后的干政后登临大位,到开拓西域收复秦朝疆土,最后到差点葬送了刘氏江山。刘彻的开始是从国库里的钱多的放不下开始,最后是国库里空空如也能跑老鼠结束,可以说一切都是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彻登基以后的钱多是由于汉朝刘邦开始的几位皇帝信奉黄老治国模式,就是无为不折腾,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但还是架不住刘彻大手大脚,连年战争的损耗、对功臣将领的奖赏、以及对投降匈奴的安置费用等等,很快刘彻的国库空了。没有了钱的刘彻开始了财税改革,其中获得了大量收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刘彻的财税改革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盐铁专营另外就是增税。这两个改革都是很有想法的,也有很多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在里面。

    首先说一说:盐铁专营。盐就是食盐,铁就是钢铁的铁。战国秦汉时代名闻天下的富家豪商几乎都从事盐铁生产或盐铁贩卖,官府只收取一定的税收。所以刘彻在桑弘扬的提议下实施了盐铁专营。具体是这样的:官府在出产食盐的地区设置盐官,盐官招募百姓制盐,制盐工具由盐官提供,制造出的食盐由盐官统一收购,食盐的运输和出售则由官府负责;官府在各郡国设置铁官,铁官负责铁矿的开采、铁器的冶炼、铁器的销售。凡是私自生产、经营盐铁业的百姓均会受到严厉处罚。这一政策沉重的打击了盐铁行业,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但是刘彻聪明的解决了这一点。那就是盐官和铁官从行业里选取,这样就原来的从业者虽然经济利益受损了,但是他们进入了体制内成为了官员。

    另一项举措是增税,增税的对象是全国的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运输商,新增税的名目叫“算缗”。根据规定,全国的商人、手工业生产者要对财产进行申报,依据财产的数额,商人每二千钱收一算,手工业生产者每四千钱收一算。对于拥有车船的家庭,依据车船的数量和大小收取不同额度的赋税。简单地讲,“算缗”就是一种财产税,其目的是让富人承担更多的赋税。不过,“算缗”的执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商人要申报财产。为了避税,商人难免会虚报财产,对此武帝还颁布了“告缗令”,规定凡是举报商人虚报财产经查属实的人,可以获得被举报人家产的一半,这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相互检举。

    汉武帝又在桑弘羊的建议下,推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法,简单地说就是官营物流。古代的商业很多情况是把商品运输到其他地方贩卖获利。武帝下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收购当地特产,再把这些特产运输到其他郡国和长安,除了政府所需,剩余产品可以进行贩卖。均输法的执行,降低了政府采购商品的成本和运输成本,节省了政府开支。更重要的是,均输法使得政府基本垄断了商品的长途运输,商人依靠运输商品获利的经营模式实际上被政府接管,商人由此受到打击,而政府财税收入再次得到增加。

    汉武帝随后还推出了平准法,平准法与之前推行的均输法相配执行,官府在都城设置平准令,统一调配均输官收购、运输的各项物资。当某种物品价格低贱时,平准令指示各地均输官进行收购,而当物品价格上涨时,平准令指示各地均输官将物品售出,这样既可使政府获利,也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囤积居奇本来是商人获利的主要模式,政府进入市场参与物品的交易,使商人无法利用市场商品价格的波动来获利,给予商人沉重的打击,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大大提高。

    在桑弘羊的辅佐下,武帝成功地解决了政府财政危机,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汉朝能够持续不断地对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发动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扩建上林苑,与国家财政的稳定密切相关。

    儒家或者法家的一个治国的政策是重农抑商,这些都在刘彻的手里得到了实施。汉武帝大力的打击商家的思想也与商家的老祖吕不韦有着一定的关系。吕不韦作为春秋战国时代赵国的商人,成功的利用金钱开道,通过运作把秦始皇的父亲和嬴政本人变成为秦王和秦始皇,吕不韦自己最终成了秦朝的首相。吕不韦自己成功了,但是他的行为直接把商贾这个群体推入了人人鄙视下九流的境地,毕竟事关皇帝的威严,没有哪一个皇帝愿意被贩卖,其他人则惊呼商贾能力惊人,金钱的腐蚀作用太强,无人可以抵抗。打击商家还与刘氏一家人更重视农民有关,因为农民是社会的大多数,也与儒家认为商家都是食利者有着很大的关系。儒家和刘彻思想上的合拍,再加上儒家改良以后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多个学派的观点,更强调皇家威严,才有了刘彻的[独尊儒术]。

    刘彻的几项经济改革举措既是对商人的打击,也有对社会主体的老百姓的保护盐作为每个人都需要的必需品,铁是社会生产的工具,盐和铁是关系社会上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盐铁专营,是一种典型的国企模式,通过微利来实现国有管理,既能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又能控制和调节社会资源,可以说一种有效的思路。这个思路也被以后的皇帝们采用,可见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共识的。

    刘彻的均属法和平准法,是有现代经济调节的特征的,均属法和平准法相互配套,既有对于物价的监测,又有具体实施的措施,可见古代虽然没有ppi、cpi这些提法,却已经有了具体措施。均属法的政府统一采购,现代社会也是一直在采用的。

    刘彻通过财政收入投资大规模的水利和园林建设也是现代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具体实施。

    可见古代的汉朝,经济发展中虽然没有总结出具体的理论,却有了具体的使用和实施。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古代落后,可能是我们想多了。

    刘彻让人值得称道的还有他的货币改革:五株钱。

    西汉初年,国家沿用了秦代的货币,但对铸币权限没有限制,政府、诸侯和民间都可以铸币。由于铸币权限的泛滥,市面上流通钱币钱千差万别,再加上政府无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常常引发商品价格的波动。汉武帝三次下令下令改铸新币,同时下令盗铸货币者一律处死,而且要求百姓缴纳赋税必须使用新钱币。但最终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很快市面上就出现了盗铸的假币。汉武帝最后下定决心,由中央统一铸造钱币。下令设置水衡都尉,水衡都尉下属有均输、钟官、辨铜三个机构,专门负责货币的铸造,同时下令冶铜业也由官府专营。官府在各地设置机构开采铜矿,再由“均输”把铜矿石运输到长安,由“辨铜”对铜矿石进行筛选和初加工,最后送到“钟官”进行铸造。通过中央垄断钱币铸造的方式,钱币的铸造标准得以统一,货币的发行量和铸造工艺都得到保障,盗铸货币的流通空间消失了。由于盗铸成本的提高,盗铸货币的现象逐渐消失,水衡都尉铸造的五铢钱成为市面上唯一流通的货币。武帝终于实现了统一货币体制的愿望。

    五株钱是一次典型的用技术进步提升竞争力占领市场的商战案例,不过对象是刘彻和铸假币的人。刘彻的问题也是古代的皇帝们都面临的问题。

    铜从奴隶社会夏朝开始就有了炼制铜的历史。到西汉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一千多年了,铜钱的炼制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把铜炼成铜水,倒入模具中,冷却后取出来就行了。是一个低门槛的技术。汉武帝刘彻通过提高炼制的门槛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当时最佳的解决方式。

    铜币作为货币从奴隶社会就开始的。钱的本质是交易的载体,是用来衡量物品价值的工具。货币从原始社会就有了,最初是贝壳,后来是铜,再后来是金银。货币应该具有不宜磨损、容易携带、不可复制和稀缺的特点。所以从贝壳被抛弃使用就是这样原因。铜作为货币,最初是合适的,但是铜作为矿产是一直被开采的,铜钱也一直源源不断的被制造出来。所以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货币无法真实有效的定义商品的价值。不管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有没有增加,货币却一直在增加,就会带来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最后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最早一个铜板可以买一个馒头,最后是一百个铜板买一个,馒头依然是馒头,同样的铜板却有了不同的价值。所以古代皇帝们的应对就是每隔几年就换年号,铸造新钱币取代旧钱币,在社会上重新流通。

    铸造了新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政府就可以通过换取货币的过程来掌握社会财产状况。结合我们刚才说的,刘彻要求申报财产的行为,这是一套连续的政策。先是通过换取货币掌握了富商的财产情况,又通过财产税得到了税收,增加了国家收入。

    但是,刘彻的这个办法对于解决古代铜币或者货币自身的问题却没有帮助。

    刚才我们说了,刘彻通过的是通过换货币的行为掌握了财产情况,但是实际社会是时时刻刻变化的,今天的穷鬼明天也可能成为富商,就需要时刻掌握他们的信息,还需要频繁的换货币。频繁换货币的行为是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行为,一方面增加了社会的时间成本,另一方面频繁的换货币的行为也让政府的信誉散失,导致老百姓不信任政府。政府发行的新货币还必须高于铜本身的价值,否则就会有不断的冒险者制造假币。所以铸造的货币本身是要亏本的。这也与政府的期望背道而驰。

    货币对于政府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货币作为交易载体的特性和皇帝掌握铸造权结合在一起,就有了期待通过无限铸钱,进而控制社会的想法。想法和现实太多的时候是背道而驰的。在一个无法精确统计商品价值的年代,发行的钱币多少也就成了皇帝们手里的权利。

    只是这个权利带来的副作用但是强大的。社会生产稳定,钱却越来越多的后果,就是所有人的生活成本在不停的被动上升。我们看到很多王朝在高光时刻的突然陨落,都是社会上流通的钱和商品不匹配导致的。

    钱对于社会上每一个个体都是重要的。所谓的视金钱如粪土是有了钱以后才说的。

    对于西汉的各个阶层来说,欢喜也不尽相同。国家收取了税收,国库增加了,皇帝们是高兴的。其他人都不会高兴,因为所有人除了皇帝的利益都随着时间在缩水。

    那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肯定不会愿意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一天天肉眼可见的下降。世界上的聪明人还是太多,他们找到了钱背后的本质,钱是用来衡量商品的工具,所以控制商品也等于控制了钱,不管钱怎么样变,最终都要换成商品的。但是商品生产或者社会上的行业就那么多,皇帝权利下降,吏治缺失的时代里,他们通过官商勾结、强取豪夺,土地,产业都是他们的目标。掌握了这些,他们也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成了地主豪强,他们是社会中隐藏的控制者。

    对于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是社会的生产者,却承受了最大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