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岛上，如果不仔细观察，是看不见季节转换的。匆忙的务农、耐不住寂寞鸡鸭的身影、田地挥鞭的吆喝声、它们占据了下山岛独有的风貌，即使在抬头的瞬间，天空依旧是蔚蓝的，在初冬的怀抱里依然留有秋的痕迹，田间地头，村头沟河，还留有秋心酸的泪水，他们都在毫无交换着信息。某个不起眼的泥地泛着枯容却又繁花似锦的落叶，像一缕藏在大山温暖气流里的清冷空气，那些都被时光煮进了共同的大锅里。

    可我总觉得，秋冬总是孤独的。

    在走过了四十里路后，我累瘫在荆棘荒草地中。冬菊倒是善解人意的很，除了冷和饿以外，她没多少力气叫唤。她的病又加重了，日常晕厥已然成了家常便饭，还伴着咯血。眼下，我只能背着她去莲湖村找一个姓朱的大夫，村里人都说他医术高超，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我们终于来到了莲湖瓦屑坝。

    这是一个古老的渡口，由于战火蹂躏以及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社会剧烈动荡，引发了人口的不断迁徙，移民们每日都在那乘船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也驶向了一个未知的远方。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陆地的最后记忆，对于丧失了家谱和祖先记忆的移民后代来说，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瓦屑坝那些聒噪的声音渐渐隐逸在寒风的缝隙里。初冬的莲湖，所有的声音都是萧瑟的，萧瑟的风、萧瑟的雁、萧瑟的湖水，还有我萧瑟的心情…

    莲湖村很大，但户数不多，靠着不太正宗的方言以及村民的指路，我背着冬菊来到了那朱大夫的跟前。

    他和村里老人描述的面貌不一样，没有神圣的关辉，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更没有花白的胡子，只是一位近四十多岁的平凡男子。

    “咯血多久了？”他用手张开了冬菊的眼睛，把耳朵贴近冬菊的胸前。

    “一年多了。”我两手交叉，紧张地回答。

    “服过药吗？”他坐在桌子前胡乱写着，都没抬眼看过我。

    “喝过好几年的中药都没见效。”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听到这，他终于抬起头，匆忙地瞥了一眼我，继续问道：“孩子多大了？”

    “六岁。”

    他点了点头，思索了片刻后站了起来，冷不仃的地道：“这病没办法根除。”

    他说的话简直是一支利箭，一张口就能把人迅速杀死。而他一转身就马上从刚才的话语中抽身，“葛根、黄胡子草可缓解肺虚咳喘。”他始终一副事不关己的语气。

    那张用来写字且泛黄的纸被对折成两半用来装药，褶皱的痕迹像是在和我挑衅。

    他说的那些草药我都认识。可他说的话大抵是向我扔了一根啃不动的骨头，可他还指望等着我向他摇尾呢，那时，我想到了荷花说的：“蠢猪，别再嘲笑骨头没肉，狗都是聪明的家伙。”

    我甚至不敢看他，那时，我都不知哪里来的力气迈出了那道低矮的门槛，冬菊就如牵线玩偶般跟在我身后，我想去抱她，可压倒一切的恐惧与自责再一次袭击了我，我试图把那句话抛在脑后。

    我没有向他道谢，也没有道别，亦或者是在和我自己赌气。那时除了绝望还有压倒一切的恐惧。

    回去的路很难走，除了饥饿和寒冷，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冬菊附在我背上艰难地喘气，反复感冒的她度在我麻色衣裳上呼出的气蔓延成寒冷的虚汗，不由地让我打了个寒颤。

    “孩子，别睡。”我抖了抖附在背上的她。

    “爹，回去我还能读书吗？”她用满是生疮的手揩了揩鼻涕，又把那只可怜的手搭在了我肩膀上。

    一时之间，我被问的语塞，而我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踏着沉重的步子继续往前走。

    “最小的妹妹被送去哪了？”她试探性的语气一下子把我勾回了现实的漩涡。

    我下意识的闪躲，嘴里突然冒出苦涩，止住了摸烟的冲动，也不想辩解什么，就那样等着奢望她的体谅。

    “养不活，那生那么多干嘛呢？”

    她的话让我晴天霹雳，审判气息再次向我度来。我倒希望她继续追究原因，甚至可以责备我，好让我的良心受到谴责，那样，我就能依仗父亲的身份一股脑的大声斥责她的话过于失态。可偏偏不是，她的话语既无责备，还夹杂着压倒一切世俗的真理，事实就如她说的那样，残忍并且直白。倘若荷花听到，那苟延残喘的灵魂瞬间会腐烂的。

    “也许，对她来说，是件好事呢。”她又若无其事地加了一句。

    我没再应话，但害怕她睡着，便讲起了我逃亡的事。

    西天边，还逗留着黄昏的最后一丝笑意；东天边，绸带般的霞光就已把金黄的月亮扯上了东山。那山间的暮霭，氤氲了一缕缕五色的朦胧味儿；使那凝然飘飞的暮霭，显现出气质的样子。从炊烟袅袅的莲湖村里，不时地传几声狗吠鸡鸣，倒和下山岛有几分相似。

    透过朦胧的暮霭，只见村民还在地里一锄一锄地种着菜，那里的一亩一地种的都是他们的希望。

    暮霭深处，全是青青翠竹掩映着的家。

    忽然，竹林那边，传来一声又一声稚嫩的呼喊：

    “卖萝卜嘞——新鲜的白萝卜——又香又甜嘞”

    “两块钱一筐。”

    顺着声音而去，田地那头，一对年轻的男女一边伸直身子，一边顺手摘下颈间的围巾，守在两个竹筐前，满脸疲倦地笑意。

    “爹，我好饿。”冬菊目不转睛看着田地那头。

    “爹买萝卜给你吃，管够。”我轻快的语调声依然藏着沉重的呼吸声。

    冬菊抢先一步向前跑去，边跑边喊：“爹，你快点。”暮色下，她芳华的笑脸再次刺痛了我，但又似乎炎热酷夏的蛐蛐声叫晕了整个莲湖村。

    我们买下了那兄妹两人的白萝卜，他们倒是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而我口袋空空，回去肯定少不了一顿骂，但我顾不上那么多。

    暮霭更浓了。我们的身影连同莲湖村都隐匿到朦胧的雾霭中了。

    不知走了多久，天完全暗了下来，隐约能望到湖对岸的星星之火，恍惚间，荷花抱着繁木只手点烛的身影恍在我眼前，那么近，又那么远。

    碰巧地是，那次没有月亮，只有几处不觉明历的光错落在彭蠡湖面上，竟无意间与黑暗起了争执，可看着并不像希望之光，倒像个看热闹的。

    夜晚的水路更难走，我只能凭着直觉分辨浅水区与湖港区。年轻的时候，我眼尖且方向感也强，脑子也好使，有很多鬼点子。可自从杨粟半夜敲门那一刻起，彷佛一把撕掉了眼前最后一层生活的慈悲，于是，那些附加的功能就变得有心无力了。

    “爹，你小心一点走。”东菊不停地提醒我，为了不使她担心受怕，我满怀信心：“没事，咱快到家了。”

    幸运地是，只要我说的话她都无条件地相信。严格来讲，她只坚信我在“我喜欢吃鱼头。”上撒过谎，因为她觉得父母之所以喜欢吃鱼头是因为想把鱼身子留给孩子。

    晚秋的水隔着雨靴都能感受到凉意，像午后沉睡的初春，令人跌入完全被抛弃的黑洞。湖面上的航标停在凝滞不动的湖面上，我始终相信那是离我最近的幽灵。我往上扶了扶肩膀上的冬菊，视线不在看着放远，因为那是个可怕的景象。

    冬菊继续附在我背上，望着远处一座座黑漆漆被水包围的岛屿，这也是个可怕的景象。

    整个湖面突然一下子静了下来，得理不饶人的风也在幽灵般的黑暗下逐渐被磨灭。

    长年饥饿的习惯，我的胃早已变得不堪一击，空腹吃完萝卜后，疼痛尤为明显。不仅如此，腿部的疼痛差点让我喊出声，但是很快潜在的意识压住了体内的云涌，慢慢绽放在憔悴的脸上，我拂去了额头的细汗，全身卷起一阵颓唐，突然感觉整个人完全没有了力气，像一个漏了气的气球。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

    “爹，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浅水区没有渔网。”模糊的夜色中发出一声急促且冷漠的声音。冬菊指着眼前可触摸的木桩网，紧紧地勒住了我脖子：“走偏了？”

    “好像是的。”我停了下来，想使劲全力看清前方，可顽强地雾气与不争的视力再次把我打败。我转了转身，身后除了湖面刚划过的水迹外，黑的一塌糊涂，静的一尘不染，只有几处不知世俗的水“咚咚”拍打着湖面某处凸起的石头，试图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给轰走。

    “这边的水流的很急，我们应该往上头走。”冬菊声音颤抖地像急拧开的水。

    那时，我才意识到她有着敏感的警觉感，而那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会毁了一切。

    过了好久，我再去摸她的额头，像水烧开了一样烫。跌跌撞撞的月色下，她很快恢复了知觉，连忙抓住我的手：“爹，我们到家了吗？”她显然吓了一跳，手在后知后觉中脱落。

    不可逃避的是，我能清楚地听见冬菊的呻吟声，当我反复问及她是否要紧时，她只是疲倦地说：“爹，我没事。可能萝卜吃多了。”

    “爹…”她的声音冷到会瞬间把人冻成冰块。

    “孩子，撞到哪了？”我急切地在水里扑腾，想要一把抓住她。事实上，我也做到了。

    她惊恐极了，同样抓紧了我，就这样，我们一路搀扶到了家。

    荷花站在门口用手遮住蜡烛，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像个秤砣一样怵在门口。

    她两弯蛾眉顿时在眉心皱成一只尖角，我只好立刻投降。荷花脾气很古怪，就像野猫似的凶，发作起来便出口伤人，才不管别人的感受或处于什么理由。每逢这时，家里就乌云密布。我只好一声不吭，我是不能还口的，那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冬菊像兔子跳进洞里紧贴在角落，蓝菊像只受惊的鸟儿在屋内扑腾，繁木与盛木习惯了荷花大吼大叫，他们坐在地上泰然自若，认为每天都应当如此，荷花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火爆性子我倒是见多了，为此自不为奇。荷花并非存心使性子，也不是在意那笔钱，她只是在乎孩子，因为孩子赋予了她不一样的人生意义。况且她说的很对，她尊重我，但对于我种种不争气的方式与为人处世的态度真叫她忍无可忍。

    男人若像个怨妇絮絮叨叨，就休想赢得她尊重。我若是碰上不合时宜的场合，不论是跟她还是和别人，总是战战兢兢，瞻前顾后。当然，我一贯主张“大小事化了”的理念，认为吃亏与面子是毫无关系的，可荷花并不以为如此。因为我在老实方面吃过血亏，但这些并不是她计较的源头，因为他也觉得老实本分是好事，照样能快活，如今，生存的问题没有了着落，种种迹象表明，我不擅长沟通，也不擅长赚钱养家，而且还想拖累了这个家。不出所料，若荷花不逼我去想办法还钱，我是毫无动力的。即使念头只在一瞬间，那也是勉勉强强的，像是给思想减轻罪恶似的。这一点荷花是明白的，所以，每逢遇到这种事情，都是荷花亲自上门道歉，并省吃俭用按时把钱给人送上门。她心太清，对付世道艰辛以及新的苦难，唯有赚钱才顶要紧。

    若搁在大跃jin前，我靠着微薄的劳作力也能生存，但如今世道变了，老规矩却依然坚若磐石，还这么因循守旧，顽固不化，多叫人跺脚。严酷的时代就需要敢作敢为，而我偏偏缺少这种精神。荷花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不管我如何逃避，她总能及时给我一巴掌，痛并醒悟着。我们缺钱花，她努力赚钱。而赚钱不易，我又嗜烟成性，不思进取的瘸子应当如了愿，被谩骂成没有任何劳作力。这比任何东西都残酷，不仅如此，我还总试图用廉价的乐观主义来展现自己的优越感。

    “罗卜是凉性的你知不知道，孩子生病能吃罗卜吗？一大把年纪净干糊涂事。”她颤动极了，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宛如一个受惊的鸟儿。

    “你个寻死的蠢猪，你要是一个人死在外也就罢了，孩子也跟着你遭罪。”荷花彻底崩溃了，她再也不顾世俗眼光与自尊心，自顾自哭了出来。

    她那样做，我很理解。只是，女人一旦哭诉，就意味着男人缴械投降，也就意味着情绪丧失在斗志中；我没去安慰她，还是老样子，我坐在泥巴堆旁，抽完了最后一盒烟。

    一九六六年深冬。一个上午，荷花在门口洗衣服。两位陌生人突然到访，荷花一眼就认出了原菊，她两手紧握，发觉自己快要晕倒，暗地里用脚支撑着自己。原菊惊恐地打量着周围，警觉地把手放在身后，又不敢靠近。只能试探性地问：“你是荷花？”然后又无畏地盯着蓝菊他们。而那种眼光，好似能立马把人拉下地，充满了窥探与动荡。

    “她十岁的时候，自己挨家挨户找过来的。”爷爷讲到这里，嘴角划过一丝微笑。随即立马冷却陷入沉思。

    后来，原菊总是三天两头的来，再后来，她就再没有回去了。

    天亮，爷爷的故事没有结束。回到房间后，我没有睡着，伴着爷爷的咳嗽声我却异常的平静。那晚，我坚定了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