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今山西太原的刘琨寄给石勒言辞恳切的招抚信，并没有对石勒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此时身在江淮地区的石勒将大军驻扎在葛陂，一边督促农业生产，囤积物资，一边赶造船只，意欲渡江作战，一举攻下建邺。石勒举兵数年，跟随过诸多地方豪强，虽然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但石勒在北方其实并没有根深蒂固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像湖中孤舟一样，到处漂泊不定，所率之兵都是各地流民或者边地杂胡组成，和他并没有什么宗族血缘可言，这些人今日可受他石勒统帅，明日也可从他人之号令。

    在那个大多数豪强都是靠着宗族或者部落起家的时代，起于微末，而又身为胡人的他是孤独的。他不能像刘渊或者鲜卑拓跋氏那样率领着自己的族人南征北战，立国为王。也不能像刘琨那样以晋室之名，兴王者之师，一呼百应。他只能在夹缝中卑微的求得一线的生机，而所建之功业仿佛也终成他人之嫁衣。所以刘渊、刘聪父子屡次授其超出人臣的殊礼封号，他却始终不敢接受，只能一次次推脱那些虚衔名号，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扩张自己的实力。

    也正是基于比，石勒自举兵以来，面对北方匈奴鲜卑等部族的强大攻势，他一心想要南下谋求一块自己的地盘，这样既可以保存实力，又可以规避被当时进攻势头正猛的匈奴鲜卑吞并消灭的风险。所以他最初希望经襄阳过长江，占据江汉地区以求立足，但最终没能成功，只得退回江淮地区再做打算。这一次石勒希望从长江下游地区即今天的淮南地区进军，意图消灭受王导和南方士族等人支持据守江南的晋元帝司马睿的势力。

    而北方军队想要进取江南历来只有三个突破口，一是占据川蜀地区，顺江而下，二是从今河南湖北的交界地区，即古代的襄樊地区进军江汉平原，三是从今淮南扬州地区攻取南京镇江。不管是晋朝灭东吴，还是后来的隋朝灭南陈都是如此。而石勒身在江淮，不可能北上经关中或者走上庸等地，攻汉中进取蜀地，只能进攻江汉或者进取南京。而夺取江汉地区的尝试，石勒已经失败了，他若想南下谋求地盘，现在只有进攻南京这一条路可走。所以他才将大军囤集在江淮，其目的昭然若揭。依长江天险，据守建业的司马睿并不是昏聩之主，同样深刻的意识到石勒想要做什么，所以他果断的派领多位将军率领江南之兵大规模的驻扎在淮南寿春，严阵以待石勒的北方铁骑，这无形中给了欲要进攻的石勒以巨大压力。

    正值此时，南方地区多雨，石勒的士兵又多为北方人，远道而来，根基不稳，粮草军需难以供给，多大半数的人都因饥饿和瘟疫而死去。很多人认为古代北方军队难以攻克南方政权的原因是因为长江天险，但事实上由于南方的细菌感染所造成的瘟疫，对北方军力的损害和威胁绝对不亚于长江。当年的曹操以及后世的金朝完颜亮都深受其害，瘟疫成为了南征路上最难以预料的绊脚石。而因此导致折戟沉沙功败垂成，致使英雄饮恨的实在太多。所以攻取南方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渡江，是如何才能快速取胜，而不陷入僵局。只要不进入对耗阶段，北方军队一般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减员情况，而如果可以迅速接战，往往就可以取胜，进而突破长江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江南。晋灭吴和隋灭陈都是通过多点进攻突破，以绝对的兵力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结束战斗，避免陷入僵局，从而避免重蹈粮草不济和瘟疫横行的覆辙。

    而石勒很明显没有晋隋那样举国之力南侵的兵力优势，所以当石勒兵据江淮的时候，不管他的意图如何，老天已经为他安排了要么退要么死的结局。但石勒还没有看清时局，只是在苦恼如何破局。所以在石勒的军营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看晋军大军聚集，而自己这边又大幅减员，力量对比已然扭转，遂请求石勒先向晋朝称臣，表示愿为晋朝收复北方失地，然后从容撤退。一部分则认为应该与晋军硬刚，趁晋军尚未完成聚集，可以攻其不备，以少数奇兵斩杀擒获其将领，夺取城池粮米，进而攻破丹阳，平定江南，一举歼灭司马氏的宗族遗民。

    石勒本就想进取东南，这一通意淫的突击战术规划，投其所好正说到了石勒的心坎上，就像一针催命的鸡血一样打在了石勒心口。兴奋异常的石勒，当即赏赐了提出进攻方略的孔苌、支雄等三十余将各一副铠甲和马匹。正在兴头上的石勒可能有所顾虑，所以又询问自己钦定的谋主张宾，本就反对南下谋求根据地的张宾直接给头脑发热的石勒泼了一大盆冷水。首先就提醒石勒刚刚屠戮了晋朝宗室诸王数十人，对于晋室而言其罪过，别说罄竹难书，即使把石勒的头发拔干净也说不清呀，晋人恨不得生啖其肉，怎么可以愚蠢的向晋朝称臣呢，这是在自蹈死路。其次告诫石勒去年计杀王弥以后就不应该南下驻扎于此，如今数百里地均天降大雨是老天爷在提醒你，天时不利不要再一错再错，最后又建议石勒应该回师北上占据邺城。

    张宾见石勒犹豫不决，又向其解释道：邺城所在不仅有坚固三台之城，又西连平阳，且四塞山河，于地形而言有喉结之势，是逐鹿中原并吞四海的兵家必争之地，将军却弃之不顾，来争什么东南一隅。只要荡平黄河南北，这天下不就唾手可得了吗？将军又在怕什么呢？至于寿春的晋军，他们聚集就是为了防御将军进攻，如今你要撤军，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派奇兵来招惹你呢？如果将军还是不放心，完全可以先把粮草辎重北上运走，以大军南向扎营威慑晋军，待辎重撤走后，大军在缓慢回撤，可确保万无一失，进退无忧。张宾的谏言此时于石勒仿佛醍醐灌体，他总算回过味来，明白了自己多日来的困惑和纠结到底在哪了？这种欲思而不得，弃而又不舍得情愫，当年曹操也深有体会，鸡肋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幸运的是今天的石勒有张宾这种谋士在侧可以为之指点迷津，否则其必折戟沉沙于此，也就不会有什么统一北方的后赵政权存在。

    唐朝宰相房玄龄曾言张宾其人，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可想而知在关键时刻，杰出幕僚对于一个雄主能否成就大业的重要性。他们总是在你难以下定决心，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时，明确给你指出生路，舍小保大，毋庸置疑。对于张宾有理有据的恳切之谈，石勒同样深以为然。他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形色于外，撩起自己的衣袖，近乎激动的翘起胡子言道，张宾所言极是。又转身责备让自己投降于晋的右长史刁膺，说什么为人臣者，应该进尽忠言匡扶主上成就霸业，怎么可以劝人投降呢？献此策的人就应该斩首。顺道又损了人家一波，说什么看他这个人秉性怯懦，这次就算了，饶其一命。将刁膺降职为将军，又再次提拔张宾为右长史，再加封中垒将军，张宾也因此被称之为“右侯”。于是撤军的计划就次敲定，石勒率军撤离驻地，派骁勇善战的侄子即日后后赵政权最为残暴的皇帝石虎，率领两千骑兵断后阻击晋军追兵。

    但撤军北归的路并不好走，石勒所率部队其实就是一群暴徒组成的流氓大军，兵员极其复杂，之所以能受制于石勒统辖，并保持不俗的战斗力。一来是因为石勒治军严整且残暴，将士多畏惧其威严。二来是石勒对其兵较为放纵，劫掠民财是其部队惯例，有利可图自然奋勇克敌。但如此一来部队也隐藏巨大的弊病，这次撤兵许多问题即暴露无遗。

    当时江南货船到岸，部队劫掠满载米布的货船数十艘，兵士们趁乱哄抢货物，甚至连部队设防的事都弃之不顾。晋朝部队看准时机，派伏兵迅速出击，在巨灵口大败石虎，其所率部队投水而死者数百人，本来作为断后阻击敌人的轻骑部队直接狼狈逃窜百里，一头扎进了石勒后撤的大军之中才作罢。而这些慌不择路逃窜的骑兵也惊吓到石勒大军，人心惶惶，以为晋之大军即到，迅速列阵迎敌。而晋军胜的轻松，害怕前有伏兵，而不敢再行追击，反而撤退到寿春进行防守。就这样在彼此的误会中，双方均相安无事渡过了各自的危机。

    可能是晋军追击的后遗症，也可能是石勒大军确实粮草不济。石勒北归的路上，所过之处全部坚持坚壁清野，四处劫掠，但却终无所得。以至于发展到因为缺粮，士卒甚至直接同室操戈，相互杀戮而食，这也从侧面看出石勒所率之众是何等之辈。直到行至黄河附近，石勒所率大军意欲北渡黄河，而对岸驻扎着一支由一个叫向冰的将军统领数千兵士的部队。石勒害怕自己在渡河之时被其攻击，于是召集将军谋臣开了个临时会议商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张宾提出可以派骁勇奇兵攻其不备，偷渡到对岸，劫其船来摆渡大军，一旦大军过河到了对岸，向冰及其所部就是砧板鱼肉，不足为虑。

    石勒闻言欣然接受，派支雄、孔苌等骁勇将士从文石津捆木筏偷渡，而石勒则率大军从酸枣向棘津进军。而对面的向冰也不是木头，他闻言石勒将要渡河，就想要把自己本来停在岸边的船转移到枋内即港口里面。可正好碰到支雄等人来偷船，支雄一面拖走了向冰几十艘船来运自己的兵，一面又让自己的主簿鲜于丰去挑衅向冰，促其出战。结果向冰是个草包将军，犯了孙子兵法中所强调的将之过，用兵之灾的五危，即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中的忿速可侮也。在不了解敌军虚实的前提下，仅因为对方的挑衅就暴怒出击，结果自然为早有预谋埋设三处伏兵的鲜于丰所击败。而其所囤军资皆为石勒大军吞没，本已饥寒交迫濒临崩溃的石勒部队得此补给，瞬间满血复活，军威大振，旋即长驱直入而攻邺城，于三台攻北中郎将刘演，其部将临深、牟穆等人望风而降，率数万士兵投降于石勒。

    刘演其人即为据守晋阳即今太原的晋朝名将刘琨之侄，石勒自江淮而还，本意欲先占据三台为据点，进而攻陷北方重镇邺城。但是刘演领兵数千所据守的三台之地异常险固，短期内很难攻克，而张宾认为石勒若想在北方有大作为，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据有幽冀的王浚和坚守晋阳的并州刺史刘琨。因为二者虽然和晋朝宗室几乎失联，但是其均为晋室旧臣，二者所守之地在北方连成一片，对于任何意欲统御河北、图谋天下的人都是巨大的威胁。王浚虽然自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以来即假立太子，且设行台、置百官，自立为帝之心昭然若揭，但终归还是晋室之臣，若为人相攻，必会求援于其他仍然残存于北方的晋朝势力，而晋朝其他势力也必然会相机出兵以援其急，特别是刘琨、王浚更是处于唇齿相依之境，而唇亡齿寒之理勿用多言。所以石勒想要雄据河北，首先就要破除王刘两大势力，最好是用计使其相攻，从而坐收渔翁之利，即使退而求其次，也要保证攻其一，而另一个可以作壁上观不相救。

    在这样的大战略规划基础上，张宾遂即指出应该先趁王、刘不备，迅速占据罕城，以其为据点，囤积物资粮草，并向西上书位于平阳的汉赵皇帝刘聪，请求其允许自己持王命平定并州、蓟州等北方之地，这样出师有名，不会为朝中君臣猜疑，行齐桓晋文尊天子以令不臣之事，如此一来则宏图霸业可成。同时也明确告知石勒，如今天下大乱，人心惶惶，鼎沸之时，争乱方始，各地的谋臣良将，割据军阀个个处于游离彷徨无所依存的状态。如果身为将军没有一个明确的志向所取，则难行万全之策，难以控御九州。在这样纷争不休的世道里，得土则可生，失地则必死，所以石勒不能再继续游离下去，过打一仗胜了就抢掠一波，败了就立马溜走的日子。必须占据一个依山傍险，可以据守建功之地，而河北之地，赵之故都邯郸、襄国皆为可守之地，应该择其为国都，好生经营，然后再令诸将率军出击四方，出奇谋行大事，将亡者首灭之，可降者为之留，兼并弱势之地，攻击愚钝之人，这样即可荡平河北，奠定帝王之基。

    石勒听罢张宾这一番慷慨陈词，感觉仿佛看到了张良在世，自己则如汉高祖刘邦一样，成就宏图霸业近在咫尺。忍不住赞叹道：“右候所言如醍醐灌顶，真是太好了。”遂即率军进据襄国，自此以后襄国城遂成为石勒统一北方的大本营，也是之后其建立的后赵政权首都，是后赵前期的经济政治中心，直至后赵建武元年即公元335年石虎迁都于邺城，才被改为襄国郡，降为陪都。而在据有襄国之后，张宾考虑到大军囤积，必会引起刘琨、王浚的猜疑和忌讳，而修筑城池和军事工事需要时间，若二人突然发难做出反应，恐襄国城未坚而池未深，物资不足之时，其大军即至。所以他建议石勒趁秋收之时，劫掠周边郡县四野的作物粮谷，以备战时。同时再派使者入都城平阳上书汉赵皇帝解释自己驻扎于襄国，囤积物资的原因，以免引起君上猜疑，腹背受敌。石勒皆一一顺从照办，一面率军攻击冀州郡县固守的壁垒，使其归顺，纳粮于己，一面又上表皇帝刘聪自己的作战规划，刘聪遂任命其为使持节、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允其开府，并增食邑五万户，真是恩宠有加，同时也扫清了石勒进取北方州郡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