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刘聪的准许之后，石勒即开始对河北各地进行扩张性的作战行动。为了军需粮草，石勒首先攻击的即为邯郸附近的广平、苑乡等地，而驻守此地的游纶、张豺拥数万之众，且依附受命于王浚。石勒派大军攻打其地，迅速攻破了其外围诸多壁垒。得知军情紧急的王浚遂即派段氏鲜卑的段就六眷、段末波、段匹磾等部兵马数万，前去讨伐石勒，意欲围魏救赵，或者直接消灭掉纵横南北多年的石勒势力。而此时的襄国城池防御工事尚未修筑，只能设置双重栅栏，构筑障碍物来待敌防守。同时石勒率军屡次挑战驻扎渚阳的段就六眷，但却被其接连击败。

    面对如此窘境，石勒问其将佐：“如今大军兵临城下，威逼如此，且敌众我寡，屡战屡败，如果等到敌军大举攻城，而我军又难以解围，外援不至，粮草断绝，危如累卵之时，就算是孙武、吴起用兵恐怕也不能破局，而固守必难逃一死。所以我想以勇武之士，列阵于敌前，寻求野战，诸将认为是否可行？”诸将闻言，面面相觑，都认为应该固守城池，拖垮敌军，敌军远道而来，久攻必疲，疲军自退，而可以趁其撤退时再行追击，予以歼灭，必能一战而胜。而如果急于寻求野战，面对来自于北方的鲜卑骑兵恐怕占不到便宜，反而会丧失精锐士卒，会使局面更加难以维系。

    石勒闻言，遂陷入沉思，知诸将军所言也对，盲目寻求野战，对战军容严整的鲜卑骑兵，确实不利于自己。遂又问自己的谋主张宾和心腹大将孔苌应当如何处置。谋士张宾和将军孔苌出人意料的均认为单纯固守不可，而贸然野战更是自蹈死路，应该在被动防守和主动出击之间寻找一个万全之策，所以二者建议应当以城为饵，诱使段部鲜卑部队于城下决战，同时坚守不出，不再主动出击，以便示之以弱，使远道而来且连日攻战的鲜卑部认为我军寡势弱，从而懈怠轻视我军。

    段氏鲜卑各部军队中段末柸所部最为凶悍，精兵强将皆在其军，是段氏鲜卑的中流砥柱，如果可以设计，趁其不备，设伏兵于北城门下，突击猛攻所部，令勇武兵卒直取段末柸军帐。擒敌者先擒其王，必能挫其锋芒，到时敌必震恐，难以临危筹划谋策，精锐之军溃散，余敌自然不足为虑。而如果可以活捉段末柸，那么王浚的覆灭不过是早晚的事。石勒闻言大笑，多日之忧虑一扫而空，遂任命孔苌为攻战都督，造突击作战之工事。

    很快鲜卑军兵临北垒，正如张宾等人谋划的情况。石勒于是在鲜卑军阵营未稳之时，亲率将士于城上呐喊助威。孔苌指挥伏兵迅速出击，突入鲜卑大军之中，直取段末柸军帐，鲜卑军阵脚大乱，段末柸遂即被石勒军士活捉，鲜卑其他各军旋即四散而逃。孔苌依计划乘胜追击，大肆屠杀鲜卑散兵，伏尸三十里，而石勒军则缴获鲜卑部披甲战马五千多匹。段就六眷见大势已去，只能聚拢余众，并送给石勒铠甲、马匹、金银等来遣使求和，并愿以段末柸三弟为质换取被俘虏的段末柸。诸将闻言，皆认为如今大胜，不应该与鲜卑和解，更不能将段末柸这样的人放虎归山，所以极力要求石勒立斩段末柸，以挫鲜卑锐气。

    但石勒却并不像将军们那样一心要致其死地，而是意识到段氏鲜卑在当时是辽西地区的强势部族，在幽燕之地不容小觑，自己如今势弱，如果贸然杀了段末柸，必然会与段氏鲜卑结下仇怨，树强敌于外，是谋求霸业之大忌。而自己与鲜卑素无交集，更无宿怨，如今只为泄一时之愤，而斩其主将，与之结怨，绝非上策，更是不智之举。而段氏鲜卑以段末柸宗族兄弟为质，诚意可见一斑，更何况其部只是受王浚唆使才与自己相战，如果放其归去，并告知其不要再追随王浚与己为敌。经此一战，想必段氏鲜卑自然也不会再为了别人的功业而徒耗自己的实力。想到这里，石勒遂否定了诸将的诉求，力排众议，欣然接受了段氏鲜卑的礼物和人质，并派石虎与其在渚阳立盟，结为兄弟，鲜卑部遂即撤军。失去援兵的游纶、张豺不得不投降于石勒。石勒意欲取幽州，自然欣然接纳。随后又攻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只得又任命邵举来防守信都。

    建兴元年即公元313年，石虎先攻三台，后破邺城，刘演逃遁，所留驻军皆降于石勒。同年石勒又收段末柸为义子，任其为安北将军、北平公，且令其使持节，回归辽西。段末柸感激涕零，回程路上每日面南而拜三次，石勒遂收服了段氏鲜卑，而失去段氏鲜卑支持的王浚则越发江河日下。另一边的石勒在河北站稳脚跟之后，即开始了他更大的图谋，即如何完全占据北方。对于实现这一目标首当其冲的就是尽取河东之地，而徘徊在石勒所据河北之地北部的幽并二州是其心腹大患。最终石勒决定先图幽州王浚，再灭并州刘琨。

    之所以先针对王浚，一来是因为自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以来，王浚作为西晋重臣深受皇恩，官居司空高位，长年驻防北疆，却在皇族罹难之际，生不臣之心，行非忠之事。不仅假立太子，更是意欲僭越称帝。且其人骄奢淫逸，凶残暴虐，为政又贪婪苛暴，下属之官更是受贿成风，百姓深受其苦，早已不得人心。其身居幽州，本就仪仗东胡之军武，朝廷之节钺来立威号令。其最大的辅俾段部鲜卑在被石勒收服后，亦已与其离心离德。其此时实质上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士卒疲弱的阶段。

    基于此，石勒果断认为其人之地可图之，但具体如何攻灭，石勒还拿不定主意。这时张宾根据王浚的个人特点和其所处处境，进言石勒应该先示之以弱，假意投降，使其骄傲放纵，然后派人探其虚实，再进行具体的谋划。石勒认为张宾所言可行，遂作了一场大戏表演给王浚看。石勒先派人向王浚投诚，卑微的表示自己作为一方领兵之将军，愿意归附他这个终为王者之人的麾下。从而诱使王浚派使者来接受他的请降，在其使者到达石勒驻地之后，又故意将精兵强将隐去，特意让一些老弱病残不中用的士卒在使者面前展现，给使者一种石勒军力大损，不足为虑的表象感受。同时又在接受王浚书信之时，特意面向王浚所在的北方拜而受之，并早晚都要参拜王浚送给他的礼器，其请降之诚心展露的滴水不漏。

    这使王浚的使者带回去的信息全部都是石勒势力大不如前，且其归附之心确实诚恳云云，使王浚不再怀疑石勒存在诈降的可能。而石勒又趁机派使者前去王浚处强调其愿意亲至幽州为王浚正式称帝站队，这种颇为谄媚的劝进反而正中王浚的野心，使王浚仅存的一丝疑虑也一扫而空。正当王浚沉浸在尽收河北幽冀之地，位列九五至尊的春秋大梦之时。石勒派出的使者却在幽州四处刺探着王浚的虚实，并及时的反馈给远在河北的石勒。石勒基于内应所收集的情报，积极的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在洋洋得意，醉生梦死。另一面却在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两厢对比，王浚的覆灭其实早已注定，朝夕之间，即可能形势大变。只有王浚还沉醉在皇帝大梦之中，自以为一切顺利，只待太阳升起。

    建兴二年即公元314年，在全部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石勒突然发难，进军幽州。在一个不起眼的深夜，石勒开始将部队迅速的向北迁移。同时依照张宾在开战前为其制定的战略规划，先派人去和驻守晋阳的并州刺史刘琨请和休战，同时利用其与王浚之间的宿怨，挑拨离间二者关系。最终导致石勒讨伐王浚之时，刘琨只是坐山观虎斗，而未曾救援王浚。这是王浚最终覆灭的又一大诱因，

    即本应唇齿相依的关系，最终沦为了各不相顾的死局。这一方面有王浚自己的问题，使形势变得越发不利于自己。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刘琨过于自信，以及对时局判断的严重错误。可能刘琨恨其不忠于朝廷，所以乐见其覆灭，亦可能是由于刘琨期望于二虎相争，两败俱伤之时，由自己来收拾残局，进而席卷河北，匡扶社稷。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刘琨都注定大错特错。因为由于石勒出身过于卑微，所以常被定性为难成大业，同时给了当时许多人一种其势力不足为虑的错觉，也正是这种世家大族惯有的傲慢，实质上害死了许多人。刘琨忠于晋室，却突破不了自己所处位置的局限。王浚意欲僭越，也同样突破不了自己出身的局限。不管忠诚与否，他们都在出身的傲慢与偏见中迷失了自我，最终也都自食其果，为自己最为看不起的家伙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