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柳铭章曾无数次推开那扇关着历史真相的大门。

    因此他知道为什么在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中，土地兼并一直无法根除。

    其问题的症结，刚好在于土地兼并在某种角度上来说，对封建统治起到了正向推动的作用。

    而这，也是令他作呕的最重要原因，没有之一。

    为什么说土地兼并会对封建统治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呢？

    原因无他，因为古时的科技过于落后，尤其在交通和通讯的问题上，体现特别明显。

    当然问题也不仅仅出在通讯科技，就拿北宋开封府一地来说，占地约合一万七千多平方公里。

    在这么大的面积里，直辖县有十六个，其余还有自治县二十六个，共计四十二个县。

    另外开封府在册户籍二十二万户，实际人口大约在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三十万之间。

    只不过这么多的县城，这么多的人口，开封府置吏仅六百，平均每座县城分到的公务员还不到十五个。

    试问，六百个官吏管理一百三十万人口，这是哪里来的自信？

    别看当初在崇政殿讲学时，柳铭章把王钦若怼得哑口无言，实际上他很清楚，王钦若所说那套“百官驭万民，百万官可驭万万民”的言论是多么的正确。

    只不过王钦若的观点太过超前，已经超到了一千年后。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当时天下百姓共计十四万万，而天下官员却有八百万。

    这还不算有司的编外人员，若把能吃到皇粮的员外官吏全部算上，那有司人数能达到两三千万之多，真可谓应了那句：“百官驭万民，百万官可驭万万民矣！”

    然而当时间回到一千年前，没有通讯设备，而且宋朝和汉唐还不同，丢了河西、贺兰山、燕云等地，马匹极度匮乏。

    造成很多地方官府人员只能开十一路，到各州、府、县张榜贴出国家的政策广而告之，造成了国家机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

    官员效率低，行政服务还不到位。

    于是老百姓家里每每遭了贼、耕牛被盗、秋麦被人抢割、果园被偷、菜园被人践踏……

    在发生诸如此类事件时，老百姓的申诉皆得不到正向反馈。

    接下来老百姓们要怎么办呢？

    那就去偷回来！去抢回来啊！

    因此在行政效率极其低下的时代，一个张三往往能引出千千万万个张三，更别提什么山东呼保义。

    然后……然后这世道就乱了嘛！

    那么官员是干嘛用的呢？不就是教化万民、让治下的百姓能有条不紊从事生产的么？

    所以对于地方官吏而言，治安就是政绩，除此之外，生产和贸易的各项税收也是政绩。

    官员想要提升政绩，就必须兴科教、重农桑、降低治所的犯罪率的同时提高就业率。

    如果可以的话，还需要改善当地的水利设施、完善当地的产业结构、使其不断优化升级……

    但说来说去，最后由不得不回到那句老话上：“六百人管一百三十万，谁给你的自信？”

    要问谁给的自信，谁又能给这份自信，别说，还真有，在古代，那自然是土地兼并给的自信。

    只有土地不断兼并整合，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没了盼头，才会想着勤勤恳恳地工作，挣一日三餐之温饱。

    否则，便如同柳铭章对赵祯说的那样：

    “人心贪欲之大，可载鲲鹏。”

    所以在一千年以后，终于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政策，名曰：“收归国有”。

    在兼并完成之后，世道变得更乱了吗？并没有，反而逐渐好起来了。

    因为大量农村人口逐渐往城市集中，当然这必须得益于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

    随后国家对城市的治安重点整治，郊区闲散人员减少，那种“忙时务农、闲时劫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所以古往今来土地政策的矛盾根源都不在土地归属上，而在于土地产出所得的分配比例是否均衡。

    抛开这点来说，一旦土地分在天下农民手中，那地方官员要面临的问题就太多太多了。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中，文彦博会说出那句千古明言？

    因为土地不兼并，士大夫根本管不过来！

    在土地兼并以后，乡绅和地主掌握了土地，赚取家底逐渐成为大户，这样一来，官员只需要管理这些地主就足够了。

    试想一位官员上任鹅城，这还是位执万民伞的好官，假如这座县城的土地都在当地百姓手中，情况会怎么样呢？

    在那位官员刚到县衙屁股还没坐热，当地百姓就会联名上访，要求青天大老爷向朝廷申请资金改善当地水利灌溉。

    青天大老爷一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渠修好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丰衣足食了，地方税收也上去了……

    这简直就是利国利民还利于自己政绩的好项目。

    于是脑门一热，就给朝廷上奏折，说要申请资金钱粮给这座县城修渠改善水利。

    这时朝廷回复要官员拿出一份具体的修渠方案，工部和户部才能计算出具体所需的钱粮及徭役人数。

    经过官员昼夜不歇地反复考察，最终确定，将水渠修在东边的收益可以最大化，为此还出了一套建设方案。

    可这时问题它来了。

    当官府的榜文张贴出去以后，大量城南、城北、城西百姓不乐意了。

    他们成群结队冲了县衙，质问你青天大老爷，那个凉粉……啊不对！他们问你为什么厚此薄彼？你又凭什么厚此薄彼？

    青天大老爷好说歹说都没把这些百姓劝服，最终修渠项目也不了了之。

    因为他深知，即便强行开工，当地城南、城北、城西的百姓会成为这项工程的阻力，闹不好还会因工程的徭役量酿成当地的民变。

    这就是土地没有兼并前的情况。

    在土地高度兼并以后，结果自然有所不同。

    假如东面的修渠方案最优，那么东边的兼并一定最严重，在青天大老爷得到朝廷批复后，东边几个大地主只要凑一凑，很快就能给大老爷提供一笔赞助，官府可以一边跟朝廷对接后续钱粮款项，一边做出更具体的修渠方案，同时分派徭役配额。

    对于已经成为了佃户的农民来说，反正改善水利以后丰收的大头也不是他们赚，而且还有可能被无量的地主巧立名目搞摊派，青天大老爷的决策自然与城南、城北、城西的佃户们无关了。

    于是乎，青天大老爷的政绩民生工程才得以顺利上马。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没有哪位士大夫真正会去抑制土地兼并，相反他们还会选出良心的地主推动土地兼并。

    尽管这些有良心的地主，他的子孙可能不肖，但那也是百年以后的事，对在任的青天大老爷而言，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抑制冗官和土地兼并的问题上，必须设法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做不到这一点，连胜天半子都别想，更别提还要胜天一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