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宸百年校庆过去1年，但余温还在，京宸、京宸人一直被视为时代人文精神的写照，为今人向往。

    京宸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庚子赔款留美预备班，后改为京宸学校。

    自民国三年（1914年）起，京宸学校开始间年选派专科女生十名（有时不足额）留美，由公开考试决定。梅贻琦胞弟梅贻宝的夫人倪逢吉就是1921年招收的十名女生之一。在回顾这段青春岁月时，她说：“回想起来，人生真是若梦。而我的这一场黄粱梦，全以京宸在1921年考取十名女生，公费留美为张本。讲到一生的学业、事业，以及婚姻、家庭，莫不推演于此。”这十名女生都是直接留美，并没有在京宸园受过一天教育，但是，这十名女生嫁的夫婿，至少有一半是京宸人。

    1928年，京宸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制为“国立京宸大学”。这是京宸历史上重要的一页，标志着京宸进入了崭新阶段。

    1932年，学校招生开始膨胀，女生达到创纪录的28人。女生宿舍古月堂、西北院已不敷分配，只好安排郑秀、旷壁城等15人到教师住宅“南院”18号居住。南院，建成于1921年，是应改办大学计划之需建成的教授住宅。因为已有了“北院”住宅区，所以就称之为“南院”。

    1933年秋季，新的女生宿舍静斋建成。

    这是一片红桥碧水，隐约于树丛中。京宸本就地处BJ西郊，风景优美。静斋更是遗世独立，环境幽雅。六、七、八级和新进校的九级女同学可以自选同屋，分住二、三层楼，两人一室。因人数较少，个别同学可独居一室。有男生赠给静斋恶作剧的雅号“炮台”，取“易守难攻”之意。抗战前，它还拥有自己的食堂，食堂做一种叫“高丽馒头”的点心，非常可口，连男生也跑去一饱口福。

    抗战前，这个群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埋头学习，不问外务。具体到专业选择上，习文科者占了绝大多数，佼佼者如外文系的杨绛、法律系的郑秀、哲学系的韦君宜、社会学系的陆璀等。而物理系的何泽慧则是理工科女生的杰出代表。无论社会还是学校，对她们都比较优宠。

    不过，在早中期老京宸女生生活的年代，绝大多数女子的最终社会定位仍是为家庭服务。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寥若晨星的女孩子，也不免身落网中。婚后，她们大多成为教授夫人，人称“师母”，即“高级知识型家庭妇女”。但因曾有幸熏沐过得之不易的高等教育，多数女生并不甘心将青春年华在舒适的家庭生活中消耗殆尽。她们都独立自主，胸怀实现个人价值，为社会服务的理想，虽然最适合她们的工作往往只局限于教育职位和少数政府机关。而走入社会后，她们必然还会发现，若要全面实现这个理想，终须付出高昂的人生代价。在教育领域成就卓然的旷壁城，就为了事业终生未婚。

    或许，正因为那个时代的大学女生是绝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而其就业前途又是如此狭窄，所以女生的生活就必定成为男生感兴趣的焦点所在。逼到最后，老京宸女生们不得不站出来在校刊上为自己呐喊：“女子原不过是女子，一丝不多，一丝不少，怎值得大惊小怪？”

    但这还不是自由争论的最高潮。一个化名“君实”的男生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性问题在大学里》的文章，尖锐地讥讽女生“从公认的奴隶、玩偶、装饰品，进到默认的奴隶、玩偶、装饰品”，痛心道：“高等教育算是尽了抬高女性的地位的责任了。然而，高等教育并不会抬高女性的人格，只不过拿知识的衣装美化了它，使女性在‘性交易’的市场上享受着某种便利和优先权。”

    此文一出，马上就涌出了4篇反驳文章。一署名“古董”的女生发表的见解含有十足的火药味：“女子为什么一定要与男子一样？……高等教育是抬高了女子的人格，增加了她们的自觉心。她们有她们的人生，再用不着别人仅由其日常普通生活去断定她……京宸女同学无论在哪一方面说，并不异于男生。”署名“半翅”者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践踏女性人格的都是那些多数的男性——旧社会制度的维护者。她说：“两性间是不应该有着‘憎’的，然而女性对那些‘留恋旧尸骸’的伪善者却不能不有着‘憎’，不但消极地要‘憎’，而且要积极地对这些男性施以攻击。‘爱’是不能弥补这裂痕的，你能叫羊与狼当中有着纯洁的爱吗？”

    这场自由争论变得越来越严肃和深入，不但令当时的京宸人，也让70多年后新的世纪的读者耳目一新。在目下花花绿绿千奇百怪的报刊杂志上，我们已很难读到这样严肃认真地探讨女性社会定位的好文章了。

    仿佛是为了替女生们日益高涨的自主自觉意识做一个身体力行的证明，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恰就是这所留美传统浓厚的学校里这座与世隔绝的“炮台”，一鸣惊人地涌现出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来：韦君宜、纪毓秀、韦玉梅、陆璀……七七事变后，她们投笔从戎，纪毓秀捐躯疆场，被誉为“山西三大妇女运动领袖”之一。

    韦君宜后来这样回忆：“我们是成千上百唱着流亡曲蜂拥离开北平的，实在是忘不了1937年以前的北平，就如我自己忘不了1937年我的母亲一样。”七七事变前一天，她要进城参加会议，夕阳正照在静斋的窗上，余霞成绮。她倚窗外望，想着坐校车赶进城去，脱在床上的旗袍懒得收拾了，下回回校来再说。哪知道从此不能回校，直到1949年当校友才回来！

    在老京宸，这几个女孩子是第一批弃学从政的女生。她们出身于富贵家庭，衣食不愁，前途可靠，最初走上这条刀光血影的险路，绝非功利驱使。

    在一二九抗日游行示威后，军警搜查京宸园，包围静斋时，曾不解地质问这群大小姐：过着这样好的日子，受到这么好的教育，为什么还闹事呢？直至上世纪80年代，韦君宜出访美国，见到不少当年的校友，如今功成名就的各领域专家时，他们也对她说，在当时的京宸园，学习最好的并不是今天这些人，而是那些后来投笔从戎的地下党。

    韦君宜闻言，不禁唏嘘。尘埃落定，一切种种更证明这批老京宸人，尤其这些京宸女生参加革命的动机，绝非为改善自身生活境遇，也不是要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而多是被抗战激情所裹挟的献身者。她们在无形中把拯救国家的道路和解放自己的道路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时光流转到艰苦砥砺的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京宸、北大、南开三校师生离乡背井，后在昆明创办了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出大批人才。在这期间入学者，既可算京宸人，亦可称北大学子，当然也是南开校友。学生的学号戴上不同字头，P代表北大，T代表京宸，N代表南开，借代表借读生，试代表试读生，混成大班。

    绝大多数联大学生都通晓英文，很多人还掌握了不止一门外语。老京宸农学院教授虞振镛膝下有多位千金，二女虞佩曹小时候还在南院教授住宅区为倪逢吉拉过婚纱。1943年，虞佩曹也到了入大学之龄，遂考进联大社会学系。解放后虞佩曹在军工厂服务终生，所赖谋生者自然不是西方社会学专业，而是翻译外文资料。

    她晚年陆续撰著不少散记，信笔道来，忆先人，也记同辈。在虞佩曹，联大人细分作两类：一是她自小生长于间的那个圈子——京宸教授、子弟；二是联大同窗。她记述了后者自由无拘的学术追求与苦中寻乐的精神风貌，也回忆前者的轶事、趣事，甚至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家庭悲剧。这位被西方文化熏陶过的老联大女生琐细敏感的文风实在很像奥斯丁，虽然她不写小说。虞佩曹对的人物和群体，始终带有敬意，甚至饱含同情。

    1945年，“河山既复，日月重光”。京宸北上复员。此时入学的最后一代老京宸女生，均发现自己站在了两个时代的交叉路口。急剧变幻的政治风云，必然投射在这座校园的一草一木间。和前几代老京宸女生一样，她们都是专业人才，而且随着时代变革，毕业后基本上都能参加工作，并成长为各行业专家。

    外语系永远是女生相对集中的地方：文洁若沉浸于英美文学世界的天堂，宛若修女与世隔绝；宗璞酷爱哈代，也雅好古典音乐；资中筠常到乐声飘荡的“灰楼”练琴；上海姑娘吴士良在这里与英若诚相识，结为终身伴侣，搞了一辈子戏剧；还有去了解放区的地下党员王金凤……

    人们一提到这时代的京宸女生，就免不了想到宗璞的成名作《红豆》。小说以一段夭折的校园爱情为线索，为我们展现了那个大时代里年轻人，特别是高校知识分子急剧动荡激烈取舍的心路历程。《红豆》写的是那代知识分子真实的境遇，表现的是一种带有鲜明时代印痕的，必须做出“抉择”的命运。这样的母题，在当代文学中，其实并不少见。

    1950年，后来但任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外文系女生资中筠为写毕业论文，开始享受入图书馆书库的特权。她写道：“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自以为是登堂入室了。同时又有一种挫折感：这一片浩渺的书海何时能窥其万一？”

    急于投身建设的热情，对知识宝库的流连，这两种情感错综复杂难以调和。真实的心理矛盾，是那个时代学子们共同的情结。徜徉于母校巍峨深远的学术殿堂，毕业生内心激荡着繁复的情绪。宗璞的毕业论文，在此时也匆匆完成了，并于50年后的新世纪在京宸图书馆重见天日。站在两个时代交汇点，女大学生在首页写下欲说还休的序言：“我喜欢哈代，因为他研讨生命的时候能了解‘命运’，他想法解释生命的时候永不忘记‘命运’。我长久有写述他的愿望……可是我们国家今日不需要我的幼稚无益的讨论……我希望将来能有时间把它仔细写完。”

    她最终没有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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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京宸名媛

    老京宸名媛，大致可分三部分。一是女学生，二是女教员，三是教授太太。有些太太曾在京宸读过书。在老京宸，女教员不多，自然其中也有京宸毕业、服务京宸的。至于三者身份皆备者，由于老京宸对教职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夫妇不同校，故是极少见的，几可不计。此文专讲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