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伦与我扳手腕，扁脸抵在桌上，满脸胀得通红，嘴里有呼呼的喘气声，一只鞋子离了脚，掉在了水沟里，只有鞋跟露出了水面。

    我们哈哈大笑，王榕抓了一把野草扔在了鞋上，使落在水里的鞋半隐半现。王榕平时在公司一直很文静，做任何事都按部就班，这次摔草团已超出她的日常规范。

    德伦是混血儿，他妈是印度尼西亚人，带着他妹妹住在雅加达。雅加达离虎门有多远，我们不关注，我们关注的是德伦的奇怪长相和傻乎乎的性情，以及他经常变换的衣裳。德伦不缺穿，他爸宠着他，百依百顺，他有时穿短袖衫，有时是西装，有时是珠光宝气的绸衫，甚至还有只能在酒会上才能见到的燕尾礼服，这些都是大家非常羡慕却无法买到的奇装异服。德伦喜欢穿着这些衣服到处招摇，这是德伦没人缘的所在。在虎门打工的人经济条件都不是太好，别说西装领带，就连一件夹克衫有时也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穿上。我们公司效益稍微好一点，但知道不能穿着过于时髦在外显摆，那样会让别人难堪。甚至厂长说，别人穿了新衣服时也不许在旁边乱评议，那样会丢人现眼。但是我知道，看德伦穿新衣服不在“丢人现眼”之列。只要看见德伦在公司门口转悠，我们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凑过去，先是揶揄，调侃，紧接着把他新衣服的扣子，拉链解开，欣赏德伦欲哭无泪的模样。这是我们的恶作剧，到虎门镇打工的人刚刚熟悉几天就喜欢搞恶作剧，仿佛不打不闹就失去了打工的乐趣。

    德伦的两只眼晴很小，距离很宽，嘴巴大，牙朝外龇，一生气的时候嘴一歪，两眼珠就向鼻梁集中，那斗鸡眼的模样不是谁都能模仿出来的。我们这群人中，能做出斗鸡眼的只有徐冬萍。厂长经常说，不要拿德伦作为玩笑的对象，德伦是一个可怜的人，他妈不在身边，又有生理缺陷，拿他取乐就是缺德。可是我们管不住自己，见了德伦就起哄。公司员工都这样，一旦下班或厂休无事可做，总要找一些人和事来换口味，怎么叫换口味呢？就是上班八小时，神经绷得紧紧的，八小时以外，都想找一些与上班无关的事取乐，以放松一天紧张心情。

    别看德伦傻头傻脑，但他能准确说出我们在公司所干的具体活儿。这也是我们讨厌他的地方，特别是他不分场合喊厨师老李的时候，让厨师老李很是恼火。

    别人可以叫，唯独德伦不能叫，德伦在我们当中是入不了群的另类。德伦叫一回“厨师”，老李就揪他耳朵一回，叫一回就揪一回，他为这个耳朵被揪得通红。其实，从德伦嘴里叫出来的“厨师”一点没有看不起人的意思，他对我们很崇敬。

    德伦是个记穿不记揪的主儿，挨过揪耳以后就又穿着一件新衣服出现在公司的门口。吧唧着嘴，流着哈拉子，模样丑陋。

    辅华公司厂庆，请了香港杂技艺术团来表演，大家兴致勃勃地去观看。由于演员迟迟未到，辅华公司雇了十来部车准备去接，那些司机就坐在门口闲聊。“哎，你这个傻瓜”，一个司机大声说，“今儿跑一趟车，还挣不到这件新衣服的钱”。一个穿新衣服的司机说，“不跑车，你上非洲挖金矿去”，那司机又说，“你要是缺钱，我有主意”。“有啥招数，说来看看”。“把那个天天在路东转悠的印尼小子搬到杂技团不就得了嘛”。司机们哈哈大笑。正好德伦走过来，我就遛达过去，轻声问，德伦，来看杂技？

    我的态度和蔼又亲切，像是德伦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德伦没看出我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假模假样，说，来看空中飞人。

    我问他，空中飞人好玩吗。

    德伦点点头说，喜欢看。

    我蹲在德伦的前面，做出揪他耳朵的准备。德伦见我今天这么客气，高兴得大鼻涕儿都冒出来了。他整了整今天新穿的衣服，又用一块破布擦了他那尖头皮鞋，擦完鞋后，使劲跺了跺脚，我正要去揪他的耳朵，德伦的爸爸老姜从辅华公司那边转过来。老姜见了我说，主任跟德伦玩啦？

    在公司里外，只有老姜一直叫我主任。我们公司官太多，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是个虚职，在公司呆了好长时间，眼瞅着刚进厂的新员工都陆续当上了主管，当上了经理，可就我一个人弄不上一官半职，没人叫我主任，也没人把我当主任对待，我也没认为自己是当官的料，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老姜叫我主任那是尊重，是看在厂长的份上才这么叫的，他管厂长叫老板，有时也叫“领导”，因为他们都在印度尼西亚做过珠宝生意，都是跑了大江湖的人，厂长在印尼做了一年生意就回国了，而老姜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年回来的，相隔好长时间呢。

    当着老姜的面，我伸出的手不好立即收回，我说，我正帮德伦梳理头发呢！

    随机应变，自然得体，我编瞎话的能力相当了得，厂长管我叫“瞎话篓子”，说有时我的话是“十句打八折，还有两句听不得”。的确，我思维的想像力，延伸力，组织力，变通力是公司里的佼佼者，有时能把才学五斗的厂长糊得一楞一楞的。我说下午公司围墙上落过一群鹈鹕，灰色的，青嘴。厂长说，八成是塘厦饲养厂那群鸽子飞过来了，厂长还真以为是一群鹈鹕，其实呢就是一群麻雀。麻雀与鸽子都是鸟类，我没瞎说，顶多认过错而已，至于黑的，灰的，可以忽略不记，干嘛那么较真？我编瞎话顺嘴而来，脱口而出，脸不变色心不跳，刚说过就忘了，一遍跟一遍不一样，但有时让我重复几遍就成真的了，赌咒发誓，煞有介事，地老天荒不更改，甚至成了记忆。

    老姜看着我伸出去的手说，德伦会梳头，他能把头发梳成小辫儿。

    德伦一听，慌忙掏出口袋中的小梳子，把头发梳得流光流光的，拦也拦不住。

    德伦姓姜，住在东森鞋业公司旁边，和我们公司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因为离得近，也就走得勤，两个公司里的员工彼此都很熟悉。老姜的媳妇长得白皙漂亮，烫看头发，说话细声细语，不似龚丽芬的妈，一嗓子“龚丽芬去公司了”，一个路东人都能听得到，也不似戴志清他妈，一天到晚披头散发的，穿着个大裤衩就敢在路东晃悠。老姜媳妇属正派人，她嫁给老姜就随老姜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厂长经常这样说。老姜的媳妇姓布尼，不叫“姜布尼”，而是叫姜芭拉，戴志清他爸说，可惜老姜姓姜，他要是像印尼人那样有两个字儿，比如“辣椒”，那么姜芭拉就是“辣椒不辣”了，听着就更像印度尼西亚人了。

    龚丽芬说她在好吃来米粉店吃过不辣的辣椒，其实就是菜椒，味道像海蜇皮，筋道筋道的。龚丽芬还说，要是把这种辣椒放点白糖，就像吃甘蔗一样了。

    龚丽芬说她比较喜欢吃芽姜，这种姜微辣，放进盐水一泡，夏天吃了，既有口味，又能抗暑，吃多了身体就发胖，腰就变粗，难看死了。

    在外打工的人喜欢吃零食，于是辣椒不辣的话题讨论延续了一个上午，我们研讨的话题随意性很大，谁也无法控制。

    老姜是香港人，在做珠宝生意期间娶了印尼媳妇布尼芭拉，听说姜不辣的爹是大学里的教授，接布尼家族的意愿是让老姜入赘，老姜说，他老家虎门正搞经济建设，家里上上下下没人打理，除非他的父母也要搬到印尼，他入赘可以，否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婚后的姜不辣跟丈夫回到中国，难改印尼生活习惯，于是把家里的楼顶开了一个圆孔，装了一个通气扇，再将原来的大门改成圆弧形，推倒了院墙，改用铁栅栏，在铁栅栏旁种满了芭蕉树，又在靠近车库的旁边修了一个水泥鱼池，放了一些热带海洋鱼虾，有时来客人了，就到鱼池捞出点海鲜招待，客人们都说，有点异国风情。

    客人一赞美，姜不辣打心里高兴，便同丈夫一合计，就把西屋的杂物间整理出来，又买来一些油漆、灯具什么的，重新装修一遍，在屋里面放了一张圆桌，添置了几个凳椅，最后取了个名字叫“常平餐馆”，但又觉得庸俗，就改名为“常平会馆”。这样，她印尼娘家来客人了就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王榕说，在路东这个地方，外乡人多，馆多，虎门镇的居民都分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了。

    听主管说，以前姜不辣上街，穿着旗袍，头上挽了个紫纱巾，十分妖艳，脚穿高跟皮鞋，叭哒叭哒的，像一只花蝴蝶，引得路东好多人都争相出来观看，有好事的员工问姜不辣她头上的紫纱巾是不是遮太阳的，她叽里咕噜说了一些印尼语，这边自然也听不明白，有“内行”翻译说，那紫纱巾是包头发用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天气炎热，女人出门得把头发挽起来，避免大面积出汗，容易生痱子。后来王榕解释说，因为路东这地方灰尘多，而外国人喜欢干净，头上戴了个纱巾，回家就不用洗头发了，那阿拉伯人出门头上还包了个毛巾呢。虎门人还是不能理解，穿戴这样累不累啊。

    由于香港回归，在路东一些企业劳动力成本逐渐增大，用工荒现象越来越突出，外资企业陆续撤资，因为走得匆忙，许多东西就堆在那些废弃的仓库里，上面写着“抵工资款”。意思是有拖欠员工工资的，员工可以在那些遗留的物品找几样值钱的东西充当工资。路东许多人都来“捡财运”，龚丽芬捡到一个能上网的电话机，这种电话机是印尼工厂生产的，有点像现在的平板电脑，龚丽芬一直使用这部电话机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觉得这玩意比国内那些BB机好使。徐冬萍她姐是发现“抵工资款”最早的居民之一，她发现了一个自动榨汁冷饮机，就是把苹果、桔子、香蕉、荔枝洗干净后放入榨汁机，用一个小杯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取出冷饮，以至好长一段时间徐冬萍的包包里都装着冰激凌，雪糕之类的冷饮盒。王榕在废仓库里拣了一辆旧电动自行车，王榕把这辆车从路东骑到后街晚亭，说骑车不用脚踩，而且速度快，她也当了一回坐风火轮的哪咤，舒服极了，于是，她每天上下班都骑它，一直骑到那个车的电瓶报废。我在废仓库里发现了一个中文传呼机，到后来传呼台撤掉了，就把这个传呼机卖给了收废品的梁老太，换取了一个防风打火机，这个打火机是不锈钢做的，上很少的汽油就能打火，比较实用。

    黄友新知道的消息晚，挑了半天，捡到一个象牙笔筒，拿回去没有那么多钢笔可放，就拿这个象牙笔筒用来装水浇花。这个笔筒养出来的花长得笔直笔直，人们都叫它是“向阳花”。

    二

    上世纪末的那个年代，姜不辣穿着灰色的直筒裤，直筒裤有两条大背带，背带搭在花衬衫的肩膀上，后面跟着德伦的妹妹。他妹妹细眉细眼，脸上晒得黑黑的，走路的时候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我估计，这小丫头几年后注定也是大家取乐的对象。我很想看穿着印尼服装的姜不辣，可是她一回也没穿过，多少叫人有点失望。

    原先在虎门做珠宝生意的老姜改为走街窜巷，专门给人放电影的“流动放映队”队员。这个职业在上个世纪的虎门镇很普遍，放映器材包括一个银幕，一个放映机，再加上两只音箱，用一辆带喇叭的三轮小车拉着，一到居住区，小喇叭便放起了好听的音乐，在路东的大街小巷传得很远，人们在屋里一听到音乐就知道放电影的老姜来了。老姜可以直接进入居民区和职工宿舍区，选一个空地方，搭起支架，先放一些MTV，等人多的时候，就开始正式放电影。

    如果观众对电影内容不感兴趣，就会装成无所谓的样子，拐弯抹角地说画面清晰度不高，刺眼睛。

    还有级别比较高的，电影内容是关于国家与命运，改革与发展大题材方向，观众对象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学术渊博的知识分子，这些电影对一些打工者，或者普通老百姓不叫座，那么放映队的队员就得满街贴宣传广告或直接向观众散放电影简介单页，那些虎门打工者，要么在流水线上，要么在办公室里，朝九晚五，他们下班或厂休的唯一愿望就是找乐或找其他事情放松一下一天紧张的心情，因此，对一些政治或者太严肃的电影内容不感兴趣，所以要放这些影片须加映一些喜剧片和滑稽片，象《米老鼠唐老鸭》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啦，以调观众味口。

    有一次，厂长鼓动全体员工去看电影，影片讲得是一个农村老太婆做布鞋的故事。由于过去的布鞋鞋底是靠一针一线缝起来的，那老太婆花了整整一个冬天才做好一双布鞋，正当她兴冲冲把布鞋拿给她孙女试穿时，没想到布鞋整整大脚一个脚跟，孙女不乐意了，说鞋不合脚，没法穿，老太婆急中生智，想了一个怪招，她把前面的鞋尖用破布塞住，然后在鞋头的地方开了一个孔，安了一个带纽扣电池的小电筒，这样在夜间行路时，只要用脚一抵开关，鞋子就能发出光来。孙女一见这双有科技含量的鞋，高兴得合不拢嘴。正好她的男朋友是一家制鞋厂的厂长，她把这双鞋当作样品送到香港鞋帽服装国际展览会上去展览，许多外商都下来订单，老太婆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有名的设计专家。

    小孙女因为鞋的不合脚，却让老太太一夜成名，自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从此她对老太婆一直心存不满，她就叫她的男朋友用弹弓子崩她，把老婆子整得想骂也找不着人，后来干脆就再也不做布鞋了。

    看完了电影，员工们又觉得无聊，他们就准备一起去找德伦寻开心。

    德伦会唱歌，他有音乐天赋，唱得很动听。他唱得最好的是《天黑黑》：“天黑黑，地黑黑，阿公阿婆去地里，刮风了，下雨了，阿公阿婆去躲雨，山黑黑，树黑黑……”。歌是她妈教的，用印尼语唱，我们听不懂，只能明白“天黑黑”，一听到“天黑”就去揪他的耳朵。

    放电影对老姜来说这职业不错。东莞过去一直被称为“工厂的花园，文化的荒漠”，他做了文化传媒的使者。放电影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但是视野开阔，知识丰富，而且和三六九等的观众都能搭上话。放电影的老姜身穿格子西装，腋下夹着公文包，细高的身材，儒雅沉着，很是招人待见。老姜腋下的公文包来自印尼，绿地椰子树的图案，颜色鲜亮，跟老姜的花格子西装很相衬，非常和谐，这怕也是老姜区别于其他放映队员之处。老姜衣着整齐，有时戴着毡帽，脚上是锃亮的皮鞋，不像是放电影的，猛看上去，都以为是虎门中学的老师。老姜放电影有自己的区域，南至路东，北至沙角，三天串一个来回，不胡走，不过界，摸着老姜的规律就能逮着他的行踪。一些外资公司，连锁商店是老姜的重点对象，有时候不去放电影，就为进去串串门，聊聊天，联络一下感情。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他联络之中到手的，像有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竟送他两只“熊猫”牌大音箱，价值好几万哩。

    他到我们公司来，多是在下班后，员工们在食堂吃完了晚饭。那时候的厂长闲适而轻松，心情一般也很好，总想找点事解解闷。这时老姜来了，老姜一进公司门就先打招呼，礼数十分周到，说话谦恭得像是刚应聘来的大学生，让厂长心里十分舒坦。厂长说老姜今儿这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喜事，老姜说，喜事不喜事，那比得上你们公司日进斗金，财源茂盛，生意兴隆通四海。

    厂长让老姜坐，老姜偏着半个屁股坐在茶几旁边的沙发上，不往办公桌旁边的高背椅上坐，老姜是个挺懂规矩的人。

    公司员工包括我在内，大家都是老姜、老姜地叫，一个走街串户放电影的，值不得另眼相看。但只有我们厂长，嘴里一直叫他姜老板，当面是姜老板，背后还是姜老板，从来没有改口。厂长问老姜最近电影有什么新片子，老姜说，现今的电影行情很复杂，前段时期观众比较喜欢看皇宫大戏，像一些女演员扮的太后啊，妃子啊之类的，最近又迷上了国外海盗题材的片子，大部分观众都是这个心态。

    厂长说，你们这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观众口味调正了，你们也成明星了。

    老姜说，厂长说得没错，比起公司富贵逼人的大好形势，我这儿才刚刚起步，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敢怠慢了观众。

    王榕的主管要去沏茶，老姜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包来，让王榕的主管沏他带来的，说是印度尼西亚的高山红茶，厂长可能有日子没尝了。

    茶沏上来，紫红颜色，满屋茶香，浓厚的茶味之外还夹带着海藻的清气，王榕的主管尝了一口，说味道太浓，像咖啡没加糖似的。

    厂长说，这就是红茶了，是咱们中国红茶的翻版。

    王榕主管说这茶怎么是这股青涩味儿？厂长说，是印尼高山红茶特有的味道，他们的茶叶和海带、干鱼在一块儿卖。

    厂长和老姜继续品茶，脸上显出相知极深的表情以及心传心的会意，他们说了许多印尼珠宝店的旧事，说在雅加达拿一串玛瑙换三瓶葡萄酒，结果还喝剩了一瓶，到最后两人竟说起了印尼语，让人听着怪诞又好笑。我后来知道，那些印尼语都是敬语，厂长和老姜两人彼此都敬着呢。

    王榕的主管说，都是红茶闹得！

    老姜来也不是光喝茶，在适当的时候他打开背包，亮出了里面两张旧明信片，说是印度尼西亚的自然风光，想必这些明信片对厂长起了对往事的怀念。人家就一人家就一个电影放映员，特意送来了两张明信片，足见心里还想着你，朋友做到这个份上就够可以了，还能怎么着呢？厂里的员工倒是天天见面，也没有一个人会想起给厂长送什么风光明信片，山水影集来。

    厂长送给了老姜一副挂历，老姜推让了一下把挂历收下了。老姜走后，王榕的主管说，这两张过时的明信片，到哪儿不能弄到，南栅夜市的地摊上有的是。

    厂长说，心意是买不来的。

    话是这么说，那明信片被厂长锁在抽屉里，直到转厂时都没动过。

    我认为，这就是老姜为人处世的得意之作。

    有一天，老姜领着姜不辣上我公司来了。这一次姜不辣破例穿了旗袍，脸上还擦了薄薄的粉。藏蓝的带小碎花的衣服，散出樟木箱子的味道，再配以白色尼龙袜和高跟皮鞋，热带岛国的风情味十分浓厚。我们都追着姜不辣看，一直跟着他们走进公司的会客厅，站在厂长的身后，不顾主管的几次暗示，就是不想离开。我们都想看看这对夫妻俩来做什么，如此郑重其事。

    姜不辣将一个紫包袱交给厂长，说是春节快到了，做一些糕点让厂里的工人们尝尝。依着南方的习俗，客人送了礼，主家客套一番后会放在一边，表现出不是那么“小里小气”，免得让人看着好象没见过世面似的。主管接过包袱，顺手就要往茶几上放，厂长过来说，咱们得看看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姜家媳妇的手艺应该是不错的。

    厂长当着老姜和他媳妇的面，把包袱打开，是一个精致的木头盒子，打开盒盖，里面蒙着一层柔软的绵纸，掀开绵纸看见盒子里站着五个紫荆花形状的点心，红包粉瓣，娇美无比，厂长称赞道，真精致！

    厂长顺手拿起一个，递给龚丽芬，龚丽芬非常高兴，张嘴要咬，主管说，先别急着往嘴里填，欣赏完了再吃也不迟。

    龚丽芬只好把“紫荆花”在手里托着。

    印尼人逢年过节都要给亲朋好友送节礼，这些年和姜家都生活在路东，也没见姜不辣做什么“紫荆花”送过来，这回不知怎么了，竟然正式隆重，送礼来了。厂长是按印尼人的习惯，凡是送礼，必须立即开包，当着客人的面大赞特赞一番，表现出惊讶和稀罕，让送礼者心情舒畅，得到极大满足。

    龚丽芬托着点心出了办公室的门，看到四周没人，迅速地把那个点心送到嘴里，吃完后，连说“好甜，好甜”。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天姜不辣是来告别的，她要回印尼了，她是独女，要回去尽孝，女儿她带走，儿了给老姜留下。她来，是拜托厂长以后多多关照老姜，中国现在已与东南亚各国建成东盟合作伙伴关系，将来两国之间来来往往会很方便的。

    姜不辣是在一个早晨走的，时间很早，太阳还没照到厂房的屋顶上，牵牛花闭着嘴没有张开。姜不辣走的时候，厂长特意起了一个大早，到路东去送别，路上静悄悄的，公司员工还没有起床。临别的时候，厂长说“欢迎下次再来”，姜不辣不停地挥手致意，场面很是感动。

    姜不辣一手牵着德伦的妹妹，一个臂弯挎着一个大包，老姜提着皮箱跟在后面，德伦跟着姜不辣一路小跑。

    老姜要把媳妇送到香港，在维多利亚港送上到印尼的轮船，自己再带着德伦回来。

    我说，姜不辣到底是走了，厂长说，姜芭拉的父亲是大学里的知名教授，他在宣传中国和印尼的文化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是个好人。

    我说，这次姜芭拉回印尼又为两国的文化与经济交流作贡献哩！

    我抬头再看，姜家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路东的尽头。

    三

    我在公司里一直评不上优秀员工，最大的毛病就是心不在焉，让我往东偏往西，让我坐办公室我偏跑业务。我比较有主见，往往认定的事，想改变主意却很难，用王榕的话说就是有点“自以为是”。比如说厂长有一回叫我去虎门天涯木业学校去参加木工培训，我就想，木匠还要培训，那鲁班没让他培训，人家照样是能工巧匠。主管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我说铁捧永远变不成针，上商店里去买针便宜着呢！记得有一次庆祝香港回归，公司在厂门口搞了一台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智力竟赛抢答题，主持人说，一个能装8吨水的水池里有两个水龙头，进水的水龙头每小时能放5吨水，出水的水龙头每小时能放2吨水，两个水龙头同时打开，需要多长时间把水池灌满？我作为小组参赛代表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把进水的水龙头打开，又把出水的水龙头打开，不管什么时候把水池灌满，这不都是浪费吗？

    主持人说，你坐下吧，抢答失败。

    德伦站在公司门口，听了我的回答使劲鼓掌，他听不懂“灌水”的奥妙，但一看我回答问题，他就开心。主持人请场外人安静，说我们这是公司内部知识考核竞赛，接着主持人又让王榕回答，王榕扭扭捏捏的站起来，说进水与出水的时间相等，！是8/3小时。

    主持人说，请坐，回答正确，加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