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师傅打来了电话，说是让我签合同。我一时没明白什么意思，心里慌乱起来。他见我不吱声，就解释说，“车间里的人都要签的，也就是走个手续。”我这才多少平静下来，埋怨他说话大喘气。“你来一趟吧，具体什么情况和内容，我也不清楚。”

    撂下电话，我想合同的意思，总觉得其中有什么猫腻。如果签了，那到时候就有了书面的凭证，厂子在按照这个凭证，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想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你了。可既然大家都要签，我也只能是跟着走，至于日后什么结果，想多了有什么用呢？

    歇了半个月，厂子似乎更冷清了，树叶飘落在院子里随风翻动着，墙边的薅草半人多高了，也没有清理。大概是活少了，汽车排的废气少了，空气清爽了不少。大家见了面例行地打了招呼，寒暄几句，就扯到合同的事情来了。大家都是跟我一个心情，总觉得这是领导又想出法子来对付职工。

    “如果签了，合同一到期，让你滚蛋就滚蛋。打官司也没用。”

    “我不签他能硬让我签？”

    “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是上面统一的要求，你要是不签就是公开对抗，你连一天都别想干了。”

    “连厂子也要签，谁也跑不了。”

    “厂子的效益上不去，签和签的有什么区别？就是签了，他也不能一脚就把我踢出去吧？”

    “连董师傅那样的老资格都闹不成，你小子还是别瞎嚷嚷了。”人们议论着，边发着牢骚边朝主任办公室走去。屋子里挤满了人，一个个苦着脸，对着合同一条条地琢磨着，久久不肯签字，按手印。

    “只三年呀？”有人疑惑地问道。

    主任不愿搭话，斜睨了他一眼。继续往烟锅子里塞着烟丝。“我说得够多了，这只是履行一下手续。反正我是签了，”说着，他把手里的合同扬了扬，抖得哗哗响。

    “签了合同，是不是说，到时候想不要就不要了？”有人顾虑地问。

    “你们呀，到现在还是没弄明白。工厂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吃大锅饭不行了，小马拉不动大车了，你们说怎么办？”

    众人无语了。我挤过去，要了份合同，看起来。

    “小杨，你师傅已经签了，你也带个头，别跟他们似的，芝麻大的事都想不通。”主任不耐烦地瞅着众人。

    我看了眼郭师傅的合同，就抄起笔来，按照要求填写起来，最后按上了鲜红的血手印。我把自己的一份仔细地叠好，揣在兜里，又不放心地按了按。心想，至少我还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后厂子变成什么样，社会发展成什么样，谁能预测到呢？

    事后，大部分人都签了合同。对于不愿签合同的，厂子按放话说按临时工对待，不享受合同工地待遇。不但养老金不给交了，连医药费也不给报了。虽然医药费已经好长日子没报过了。这一手很厉害，剩下的几个人也只好无奈地签了合同。

    合同刚签完，风波还未平静，回家待岗的警报声又响起来了。老弱病残成了第一批关注的对象。开始几个月还象征地给点生活费，再往后就风息浪止，没有了动静。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董师傅竟是其中之一！这显然是她没有想到的，有人说是领导报复她，谁让她倚老卖老给领导三番五次找麻烦呢？！她当然不服，去找厂长理论。但都被保卫科的小伙子子连拖带拽地弄出来了。凉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面孔扭曲，工作服也皱皱巴巴。她干脆一屁股坐在黑乎乎的台阶上，边吐唾沫边乱骂起来。都是厂子里的那些破事，什么“东宫”和“西宫”，“上梁不正下梁歪”。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焦大喝醉啦酒的那番叫骂。大头听的一脸兴奋，我却心惊胆战，生怕那句话扯连上自己。我不瞒看着他一眼，“郭师傅呢？”

    “外出了，事故车，这回算是来了大活了！”

    我不由纳闷地看着他，“大活你怎么不去？”

    他不耐烦地撇了我一眼，“是事故，出来人命的。我去能顶个屁用。”

    我不再说什么，只是觉得出了事故怎么也叫他去？

    厂子有人统计过，平均每年因车祸死亡两人。事故重伤和严重经济损失的就更多了。有修理工失误造成的，更多是超重超载和操作不当。比如：有一个司机，拉了一车的钢筋，由于踩刹车太狠。钢筋因为巨大的惯性把他戳成了蜂窝。因此，货车司机有：“穷死不拉管，饿死不拉卷”之说。修理工疏忽大意，车轮没有锁死，结果跑飞了出去。如果是后轮，只要不伤着人还好说，如果是前轮，那就会造成车毁人亡。因此，每当修车时，我都告诫自己，要多加细心。尤其是修车轮传动和刹车。出了事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侧面打听出事故的车，竟然是苦瓜脸？想想自己最近没给他修过底盘，心里就平静了些。难道郭师傅外出是和他有关系么？郭师傅说过，他跟着苦瓜脸跑了一年的车，也是苦瓜脸教他开得车，不让他们都感情不一般呢？

    这时，又传来董师傅的叫骂声，几个小伙子出来，不由分说就把董师傅硬拖进了面包车，随着车身一抖，一溜烟出了厂门。看大门的老头披着破旧的棉猴，站在门口张望了许久。朝地面吐了口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