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逝，还没来得及享受暑期的快乐，甚至是放飞自己，为数不多的暑期生活便将告一段落，对于文生而言，是短暂而无趣的，除了帮助母亲整理从老家搬来的那些“七零八碎”，就是陪母亲去拜访那些年已经淡忘的亲戚，虽然“失联”已久，但距离仍未能隔断那份“骨肉相连”的亲情，除了无尽的相思之苦，便是相见时的“兄妹”情深。自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作为当时的热血青年，文生的父母便作为第一批有志青年，离开他们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小城，毅然决然的返乡支援农业建设，就这样，在那个贫瘠的乡下，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如今恢复政策，文生的母亲才得以重返故土，这是生她养她的家乡，除了二十多年城市面貌的变化和日渐老去的容颜，对家的亲情和思念却像一杯陈酒，年份越久，酒香更浓，即便是这么多年没有书信，没有往来，但村头的那颗大槐树可以作证，在那颗树下，文生的舅舅不知道有多少次“望眼欲穿”，那是一种期盼，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文生那个年代是无法体会和感受的。

    慢慢的，随着文生年龄的增长，随着几次去舅舅和大姨家的所见所闻，他开始理解母亲的不易，母亲无缘无故的责怪，甚至是母亲对自己的“苛刻”，正是因为一次次的“灵魂拷问”，短短的暑期生活，让文生变得成熟。除了“没心没肺”的疯玩之外，他心里暗下决心，一有空闲，便拿起书本，不断地为自己“充电”，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转学考试准备着。

    按照学校规定，凡是从外校转入新校的学生，不论转学原由，必须经历一次“大考”，而且所学科目必须达标，否则，将不予接收。同时，转学考试成绩不仅决定能否被正式录取，并将根据成绩确定所分班级，其意义之大，可想而知，对于文生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对他本人而言又将是一次新的转折。

    按照学校对转学生的相关规定，进入考场的准考证上必须贴一张一寸的黑白照，以便核实身份，虽然父亲当时有些不太情愿，但还是耗不过校方的规定，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但对于文生而言，这算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毕竟这十几年来，文生除了在家里镜框中看到照片的样子，几乎不了解成相的整个过程。针对这次照相，文生既渴望又害怕，他不知道人是怎么到相片上去，甚至怀疑相机对着人，疼还是不疼，但他依旧充满期待。

    大清早，文生“破天荒”的洗了洗脸，然后便开始“翻箱倒柜”，文生想把自己打扮的精神一点，至少不辜负那张期盼已久的照片，当时他这样想着，但任凭他翻遍了所有存放衣服的各个角落，始终未能找到一件他认为中意的衣裳，至少必须是一件合身的上衣，至于裤子，他已习惯了穿妈妈穿过的那种侧面带腰勾的裤子，除了上厕所时要规避同学之外，平时几乎看不出来有啥两样。自文生记事起，身上的外套基本上都是哥哥淘汰下来的，要么破旧，要么尺寸太大，甚至无法“驾驭”，虽然文生曾多次向家里提出缝新衣的诉求，总是“无功而返”，慢慢的他不再提及添置衣服的事情。唯一庆幸的是，这次准考证只要求照上半身，文生似乎轻松了许多。父亲站在门外不停的催促着，直到妈妈回来，二话不说，直接从哥哥装衣服的箱子里拽出一件工作服，这也就妈妈有这个特权，虽然样子有点老气，但至少是件新上衣，三两下，文生便套在身上，跟上父亲去了学校对面的新光照相馆，橱窗里的照片，从单人到双人，竟然还有毕业合影照，文生一遍遍地看着，不停地夸赞着，直到父亲问完价钱出来，文生还呆呆地看着橱窗。走进照相馆，文生在摄影师的指挥下，坐在幕布前面的方凳上，照相机被黑布罩着，摄影师发号着施令，一会让头抬高一点、一会让身体侧一点、一会让表情自然一点、一会让靠后一点，就这样折腾了半天，总算是“大功告成”，不知道躲在黑布里的摄影师累不累，文生已被折腾的够呛。照完相交了钱，第三天去取，文生数着天数，没等到照相馆开门，便拿着取相的凭证早早地守在门口，直到摄影师开门，文生在一个纸袋中取出了他的照片，一共6张，至于相片的效果，远远低于他的预期，除了能看清他的样子，其他的他都没有做过多的评价，按照规定，文生向教务处交了两张，剩余的四张再也没有出现过，主要是因为衣服过大，可能是因为自卑的缘故，相片中的文生驼着背、弯着腰，似乎与年龄完全不符。

    转学考试如期而止，全校涉及转学新生一共28人，分布在不同的年级，可能是为了方便监考，所有转学考生放在同一个教室，除了考题不同，时间上没有差异，但监考的老师比平时多了几个，对于这种阵势，文生没有一丝胆怯，虽然他知道这次考试的严重性，但他更知道沉着冷静的思考意味着什么。时间一分一分的划过，考场上，静的出奇，除了“沙沙”的答题声，几乎能听到心跳。一连几个小时，所有拟定科目总算是完美收关，走出考场的那一瞬间，文生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无论结果如何，对文生而言总算了却了一件心思。

    等待总是漫长的，特别是事关能否入学的大事。直到全校报名的前一天，文生在公示栏找到了他的名字，并且被分到初二（6）班，他甚至不知道这个班是“好”是“坏”，至少算是有了结果，也算是第二次转学“尘埃落定”。

    新的学校、新的班级、新的学期、新的同学、在这里他将开启新的生活。

    所有的一切，比他想象的要好，听同学讲，（6）班是全级最优秀的班，班主任也很关照，加之文生多年的农村生活，勤劳善吃苦的性格，很快被班里评为劳动委员，担负起全班与卫生及劳动相关的工作，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慢慢的，同学们也开始接纳他，偶尔也会请他吃冰棍，但始终没有改变他上课“打瞌睡”的习惯，处于“尊严〞，几个老师私下把这个上课经常“打瞌睡”的学生举报给班主任，至少所有的老师没有乡下“怀苍”老师的“粗鲁”，但父亲还是知道了文生在课堂的表现，这次，家里没有追究过错，而是利用周末带文生去看病，从学校出发，途经东瓜园、船舱街、城门坡、一直到隍庙巷，在这里，一个四合院里找了一名游医，听口音是陕西人，在和文生的父亲聊了一顿“老乡”后，便装模作样的开了几副中药，然后倒入碾槽中便用脚来回地碾着，期间频频的向父亲递烟，两个人“家长里短”的聊了半天，直到算账，父亲才显得有些“窘迫”，满满的一大包药面，足够吃几月之久，至于能否奏效，就连那个中医也不好表态，只是一个劲的夸赞着，所有的药材都是名贵药材，效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经不住“老乡”的一顿吹嘘，父亲还是强忍着支付了巨额药费，文生从父亲的眼神中可以看出，父亲多么希望这包药面能根治这个“瞌睡虫”。

    转眼几个月一晃而过，文生为了能尽快好起来，那怕是有所缓解，眼瞅着那包中药面几乎见底，但文生的“瞌睡病”始终没能好转，学习成绩也未有大的起色。学习的不如意，加之城里孩子优越的生活环境，除了服装的差异，在平时的零食上也是一种挤兑，文生学会了拒绝，不再接受同学给他的“恩赐”，偶尔有同学请他吃雪糕或喝汽水，他总会以各种理由婉拒，他清楚，凭借他的能力，根本无力去回请，几次尝试着找妈妈要点零花钱，差点招来一顿哈打，姐姐曾私下给过几次，虽然数额不大，但他一直铭记于心，对于学生时期的他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碳”。文生处于礼貌，偶尔也会买些零食，算是“回敬”，用这种方式去“犒劳”那些经常请他吃零食的玩伴。

    校园里，无论是上下课，操场上总三三两两的聚集着同学，有的踢足球、有的边走边背着单词、有的围着操场外圈扭动身体在练习竞走、有的悠闲地骑着单车高傲的转着，操场的树林中，文生却坐在那里静静的发呆，虽然家就在学校，但他不愿意回去，至于原由，除了那种无名的自卑，更多的是内心深处的那种“叛逆”。新的学校，新的环境，让他开了眼界，同学之间除了成绩的攀比，还有生活上的攀比，甚至于家庭的攀比，文生颇感压力，因为这在老家那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发生，甚至早上家家吃的玉米糁子和菜籽叶都是一样一样的，除了村里偶尔出现个卖冰棍的，就连雪糕大家也都未曾见过，相互之间没有攀比，唯独有的只是你追我赶的笑声和广袤无垠的田野……。